滕久昕的个人简介
滕久昕，男，苗族，1951年出生，中国铁道博物馆退休干部，
人物简介
滕代远同志第五子。1968年内蒙古牧区插队知青，1970年铁道兵部队战士、班长，
1975年复员到北京铁路分局，曾任电务段工人，老干部部科长，铁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经理，铁路旅行社副经理，中国铁道博物馆主任，退休后喜欢撰写一些纪实性文章，在报刊、杂志刊登发表。
1995年，娄烦县党史办主任的李国成接待了杨秀山将军，老将军回忆，1941年秋，八路军与进村扫荡的日军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滕代远的胞弟、2营6连排长在此战中光荣牺牲。
2010年张宪平利用赴京搜集抗战资料的机会，通过114查号台找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与滕代远之子滕久昕取得了联系。听张宪平说明来意后，滕久昕表示，据他所知，父亲并没有这样一个胞弟，他分析大概有两种可能：也许确有此人，因为牺牲得早，家人后来不再提及；或者此人与父亲系同族同辈，故以兄弟相称，导致他人误会。临别前，滕久昕仍热情地表示，无论如何，他会尽快给湖南麻阳老家去电，打听此事。
从京城返回不久，张宪平便收到了滕久昕的短信回复：老家对此事十分重视，已在当地民政部门查到一位烈士，名叫滕嗣坤，是麻阳县团山村人。而团山村与滕代远的家乡玳瑁坡村，在旧社会原本就是一个村。当地召开座谈会了解到，滕嗣坤1938年奔赴延安，找到滕代远后即参军入伍。之后的情况家乡人亦知之甚少，仅有的“牺牲于河北平山”这一信息，依据也是县里烈士档案记载的资料。
滕久昕还表示，家乡滕氏族谱中，“嗣”与“代”同辈，因此滕嗣坤称滕代远为兄是常理，滕嗣坤被外人误以为是滕代远胞弟，也是可以理解的。娄烦县所发现“滕士坤”烈士资料与滕嗣坤简历基本相同，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大，惟牺牲地点相差甚远，需要进一步查证。
之后，滕久昕又给张宪平寄来由湖南麻阳县旅游局副局长、原滕代远纪念馆馆长黄呈章从《麻阳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摘录的《滕嗣坤烈士资料》。所附信件中，滕久昕告诉张宪平，黄呈章同志已委托麻阳县党史办发函给河北省平山县党史办，请他们帮助核查烈士牺牲的确切地点。
2010年12月，河北平山县史志部门证实，当地并无陈庄村，邻县虽有一个，但该村1941年没有发生过大战，1939年发生过战争，但据查没有滕嗣坤烈士姓名。黄呈章在给滕久昕的短信中说：“这次的调查纠正了这个错误，可喜可贺，烦告山西方面，他们是正确的！”
眼中的父亲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有35个年头，每当我看到他的照片、与家人谈起往事，一种无限缅怀他老人家的心情撞击着胸怀，久久不能平静。”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滕久昕说，“无限的追思，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记忆的草原上纵横驰骋。怀着一种激动而崇敬的心情，缅怀父亲生前对我们的教诲，回忆他的往事，又感觉父亲没有离开我们。他仍在办公桌前翻阅文件，在会客室里和人谈话，在饭桌上同我们共进早餐。还可以听到他浓重的乡音和朗朗的笑声，还可以看到他为了加重语气打着手势的样子……”
回忆起父亲，滕久昕的思绪又回到了难忘的1968年春天。
当年，滕久昕正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
父亲戎马一生，滕久昕也想当一名军人。这在当时是千千万万年轻人的梦想。
在征兵体检中，滕久昕因为视力不合格，没有被选上。滕久昕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后，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
不久，学校发下登记表。滕久昕认真填完登记表，回家请父亲审阅。
“他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u2018完全同意，坚决支持u2019八个字。”滕久昕回忆。
滕久昕写信，把自己要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事儿告诉了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一致支持弟弟的想法。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特地将他缴获的日本军毯送给我，以抵御边疆冬季的寒冷。母亲怕我没有生活经验，不会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镜伏在乒乓球桌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样拿针、怎样缝被子。”滕久昕说。
滕久昕用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用胶水把邮票粘到信封上。
父亲见了，问滕久昕做什么。
“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滕久昕不好意思地说。
“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语重心长地嘱咐滕久昕。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到了。“父母亲还有哥哥们，同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记得那天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入，只有持车票的同学可以进站。身为国家铁道部部长的父亲和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乱的人群当中不知所措。”滕久昕回忆。
家长们急切地向车站负责人交涉着，知青们也选出代表向站方提出抗议。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孩子们话别，车厢内外到处是一片压抑着的哭声。
滕久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写信，勉励他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
“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父亲在信中教育滕久昕。
1970年，插队两年的滕久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战士。
参军不久，因为工作需要，部队首长让滕久昕去北京出差。
“阔别多时的北京令我魂牵梦萦，但我更思念家中的亲人。”滕久昕回到家里一看，只有工作人员在。因为“一号命令”，父母服从战备需要疏散到外地去了。
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滕久昕回来了，跑来与他叙旧，还在一块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滕久昕也回请了老同学。“吃饭的开销比较大，我却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有一次在信中无意中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滕久昕没有料到，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
“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父亲马上提笔写信批评了滕久昕。
“父母除了写信帮助我提高认识外，还告诉几位哥哥，同时也写信告诉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来帮助我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在外地的父母。”滕久昕回忆。
“……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u2018好u2019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父母看了滕久昕的思想汇报非常高兴，母亲来信告诉他。
以后不许坐我的车
1973年6月，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滕久昕所在部队将他从湖北郧阳调回了北京。
“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特意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很不平静，他老人家头发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滕久昕说。
父亲问滕久昕，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
“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滕久昕说。
“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父亲坚决不同意滕久昕休假。
滕久昕听从父亲的意见，返回部队。
“对于我的缺点，父亲并非每次都能原谅，有时他发起脾气来还真让我紧张半天。”滕久昕说。
1973年9月，党的“十大”刚刚结束，滕代远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地方参加教导队训练，因为训练紧张，考核科目比较多，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否则就违犯了军纪。”滕久昕说。
滕久昕万般无奈，向父亲的秘书求助，想用父亲的汽车送他一趟。“这是我头一回因私事使用汽车，哪知道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滕久昕回忆起来，十分愧疚。
“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滕久昕再次回家时，父亲把他单独叫到一边，严厉地批评。
“我知道自己错了，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躲一下才好。”滕久昕连忙向父亲承认错误。
“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对滕久昕的批评。
“不仅对我如此，几个哥哥从部队探亲回家，从来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来。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去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滕久昕说。
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工作之余，滕久昕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
“……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注意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咽了下去。”滕久昕在1974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滕久昕记得，那天早饭后，他陪父亲去公园散步，不一会儿就谈到早上吃饭的事儿。
“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滕久昕说。
父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滕久昕的心中。
“父亲不仅对孩子们要求严格，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他的衣着很简朴，除了为出国访问而置办的几套衣服外，上班穿铁路服，平时在家穿布衣服。衬衣旧了，不愿买新的，睡衣破了，就让母亲补一下再穿。平时的伙食很简单，炒胡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爱，他喜欢吃粗粮，每天一个小窝头。父亲不抽烟，很少喝酒，也要求我们不吸烟，家里4个男孩儿，至今没有一个吸烟。我们家从解放后住在东城区的一个院子里，房屋破旧了，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父亲始终不同意，一直住到病逝。”滕久昕说，“父亲身患重病后，购买的药品都是自己出钱，从不拿去让公家报销。而今我深深感到，这不仅仅是家教严，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一家和几位哥嫂起了很大作用，至今他们都是勤俭持家。”
临终写下“服务”
1974年11月中旬，滕代远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尽管从各方面进行积极的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他始终不让工作人员将住院的消息告诉我。当时，几个哥哥都不在身边，唯独我一个人刚从湖北调回北京一年多时间。”滕久昕说。
当时，“四人帮”横行霸道，对老干部视若眼中钉，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滕久昕意识到父亲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于是向部队首长请了假，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医院。
“当我推开病房的门，见到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我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在慢慢地摇动，仿佛在说，u2018你不该回来啊。u2019我端详他憔悴的面容，脸色略显苍白，说话吐字不清楚，语言表达也很困难。”滕久昕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眼泪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滕久昕陪他在走廊里散步。
“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看着70岁的老父心力交瘁的样子，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报纸，文件一送来，立刻让我读给他听。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觉悟，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滕久昕说。
只要有空，父亲总叫滕久昕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
“一个大小伙子，又是当兵的，别老在房间里呆着。”父亲对滕久昕说。
“我经常去帮助医护人员工作，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帮助护士粘药口袋，还有煎中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这些活我都干过。看到有事要做，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马上就过去帮忙。后来我慢慢习惯了，不用他的拐杖指，也能主动找活干。父亲看到自然十分高兴。”滕久昕说。
1974年11月30日，是滕久昕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当天下午，滕代远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滕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他感觉，仿佛一种久违了的充沛精力，又重新回到父亲的身上。
晚上，滕久昕的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
“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我们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我们也看不懂。母亲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然u2018啪u2019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我急忙换另一支铅笔，重新翻过一张纸，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啊！原来是u2018服务u2019两个字。”滕久昕说，“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我用双手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u2018服务u2019二字却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滕久昕凝视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
“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心吧！”滕久昕轻声对父亲说。
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老人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眼睛也被泪水挡住了。”滕久昕说。
第二天9时15分，滕代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
“父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走得这样坦然又这样匆匆。”滕久昕说，“父亲虽然离开我们35年了，但他那种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胸怀坦荡、忘我无私的高尚品德，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却永远留给了我们，成为我们效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