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澄的个人简介
王化澄，字登水，江西金溪人。崇祯七年进士，授知县。隆武中，擢监察御史，巡按广东。时海内陆沉，东粤独安，故以富甲天下。化澄按粤，不能以廉闻，宦赀至二十万。
简介
上即位于肇庆，化澄与拥戴功。丁魁楚解两广入阁，骤擢化澄副都御史，总制两广。俄而兵部侍郎林佳鼎东征阵没，迁化澄兵部左侍郎，管枢务。化澄既与王坤厚善，皇后兄王维恭曾随父客吉安，至是，化澄与结乡曲，稍密，乃与通族为兄弟。以是，内批擢尚书。瞿式耜论奏之，乃补部疏行。
经历
上西幸桂林，化澄不从，避居浔，南。逾年，上幸象州，化澄道谒，以维恭荐，仍兵部尚书，拜东阁大学士，入直。上赴南宁，皇后留象州，上赐皇后空头敕十道，俾皇后猝有缓急，征调防卫。化澄与维恭辄用以授庶宗朱统鍪等佥都御史等官，上不知也，内阁亦无敕稿。已而随皇后入南宁，扈跸下肇庆，而假敕事觉，为台省所纠。久之，群言交攻，化澄请养疾，听之。
生平
王化澄，国舅王维恭的族弟。崇祯七年进士，拥立永历帝，官至东阁大学士，“正色立朝，人赖以安”。王化澄排挤王夫之。顺治七年王夫之三次上书参王化澄结奸误国。王化澄欲置之死地，后船山“愤激咯血，移疾求去，高必正（高一功）为请，乃得给假。”
后记
王化澄主张与大西军余部联合抗清，被金堡等劾，称其“贪庸误国”。清军占领
广西后，王化澄躲入山中，被清将马蛟麟捕获，不降，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十八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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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两广总督王化澄，字登水，江西金溪人。中崇祯丁丑进士，授知县。隆武中，擢监察御史，巡按广东。时海内陆沉，东粤独安，故以富甲天下。化澄按粤，不能以廉闻，宦赀至二十万。
上即位于肇庆，化澄与拥戴功。丁魁楚解两广入阁，骤擢化澄副都御史，总制两广。俄而兵部侍郎林佳鼎东征阵没，迁化澄兵部左侍郎，管枢务。化澄既与王坤厚善，皇后兄王维恭曾随父客吉安，至是，化澄与结乡曲，稍密，乃与通族为兄弟。以是，内批擢尚书。瞿式耜论奏之，乃补部疏行。上西幸桂林，化澄不从，避居浔，南。逾年，上幸象州，化澄道谒，以维恭荐，仍兵部尚书，拜东阁大学士，入直。上赴南宁，皇后留象州，上赐皇后空头敕十道，俾皇后猝有缓急，征调防卫。化澄与维恭辄用以授庶宗朱统鍪等佥都御史等官，上不知也，内阁亦无敕稿。已而随皇后入南宁，扈跸下肇庆，而假敕事觉，为台省所纠。久之，群言交攻，化澄请养疾，听之。
四年春，上幸梧州。化澄入见，敕趣入直，因嗾给事中雷德复劾首辅严起恒。化澄调旨，以嘲语激起恒去。高必正入见，对上言：“王辅臣票拟多《春秋》，朝廷何由得安？”因回顾化澄曰：“请自今少用u2018春秋笔法u2019，可也？”化澄惭恚，益与吴贞毓比，挟孙可望胁朝廷。凡化澄所票拟，皆支离俳谐，复多通馈问。又奏授其子王奎光以白衣超拜光禄寺少卿。上知而厌之。是冬，马蛟麟陷梧州，上奔南宁，化澄不从，挟厚赀避居平南山中。蛟麟所部胡千总闻而利其赀，辄往胁之出，始以礼诱之，化澄削发为僧，至中途，摔出肩舆中，梏其手，索银一万五千两，犹不释，羁置平南空署。化澄迫，乃服脑子四两死。或为焚之，香闻数里。蛟麟故未知也，事觉，执逼化澄死者杀之，没入其金。
南明永历时期的王化澄与王夫之1647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初，清军分两路南侵。一路由明降将李成栋率领进攻两广，连陷肇庆、梧州等地；一路由明降将孔有德率领自江西进攻湖南，连陷湘阴、长沙、衡州等地。上年10月即位于肇庆的永历帝，先后避难于梧州、桂林，于当年5月又至湖南武冈。客居于湘乡一直在寻找抗清救国之路的王夫之获悉这一消息，便与其友夏汝弼（字叔直）取道赶赴，因遇连绵淫雨，被困于湘乡之车架山，结果未能如愿。所作《淫雨弥月将同叔直取上湘间道赴行在所不得困车架山哀歌示叔直》一诗将其忧愤之情充分表露。诗云：“天涯天涯，吾将何之？颈血如泉欲迸出，红潮涌上光陆离。涟水东流资水北，精卫欲填填不得。……两人相将共痛哭，休留夜啸穿林木。……但得龙翔乘雨驾天飞，与君同死深山愿亦足。”（王夫之《姜斋诗集q忆得q丁亥》）随后，在清军的进击下，永历帝又先后自靖州历苗峒，出柳州，回到桂林；而自6月至11月，王夫之的二兄王参之、叔父王廷聘、父亲王朝聘等在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逃难中相继死去，王夫之疲于处理家务，参加永历朝抗清斗争的想法一时未能实现。
1648年（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由于义军蜂起，加之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先后举兵反正，形势急转，南明永历朝出现第一次抗清高潮。8月，永历朝廷迁至肇庆。10月，王夫之与友人管嗣裘、夏汝弼及南岳僧性翰（又名凝然）在南岳起义抗清，因势单力薄，刚举事，队伍即被甘心充任满清统治者走狗的湘潭人尹长民率兵袭击而致瓦解。起义失败后，为了躲避清军的缉捕，王夫之携侄儿王敉奔耒阳，走兴宁，由桂阳、郴州度岭，过清远，往赴肇庆永历朝廷。然而，满怀希望的王夫之在肇庆看到的却是，小朝廷的官吏们置国事于不顾，苟且偷安，勾心斗角，因而深感失望。故当堵胤锡上疏推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时，他以丁忧未满相辞而奏请终制，得旨依允，便于次年（1649）春离开肇庆，由梧州、平乐至桂林。在桂林，他见到了留守桂林的大学士瞿式耜，受到瞿的尊重。随后，他由湘江至南岳返衡阳省亲，但报国之情意仍然时刻萦回于心，未敢或忘。多年后，在所作的《章灵赋》自注中他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遂繇郴、桂入粤……戊子冬，既至行阙，所见尤为可忧，迟回再四，已复归楚，而情终系主。” 这为他后来再次南下预伏契机。
王夫之回到家乡后，正欲侍奉老母，当地强盗知悉，以为他携有财宝归来，便入户抢劫，亦想将其杀害。王夫之虽侥幸逃匿脱险，但家中却被洗劫一空，连一些著作手稿如诗稿《买薇稿》等也被抢去。为避祸，遵母命，他又重返桂林。瞿式耜极力向朝廷推荐王夫之，请阁试。他仍以丧服未满上疏请终丧，免阁试，得旨：“王夫之奏请终丧，乞免阁试，足见孝思，更征恬品。著俟服阕另与议考。”在桂林，王夫之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其中与当时隐居于平乐之平西村的著名学者方以智过从最为密切，交情最为深厚。在两人的交往问学中，时年31岁的王夫之，其学术思想受到年长他九岁的方以智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自然哲学观方面。
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1月，清兵连陷南雄、韶关，进逼广州，永历帝由肇庆奔梧州。2月，王夫之服丧期满，赴梧州就任行人司行人之职，正式开始了参加永历朝抗清斗争的短暂政治生涯。
宦官专权，党同伐异，争权夺利，相互倾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晚明政权的一大政治特征，亦是明王朝必然走向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崇桢诸朝如此，南明的弘光、永历等朝亦是如此。1650年是永历朝内部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年。小朝廷的必然倾败，便肇端于此。
永历小朝廷自建立始，诸官吏就基于各自的权力与利益之争，分别结成不同的党派以为奥援。据黄宗羲后来追述，至永历二年，“当是时，朝臣各有党与”。其中：“自广州来者”，以洪天擢、潘曾纬、李绮、曹烨、耿献忠、毛毓祥等人为一党；“自广西来者”，以严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辅臣以及晏清、吴贞毓、吴其Y、洪士彭、雷得复、尹三聘、许兆进、张起等人为一党；“自各路来者”，以刘湘客、刘憬、丁时魁、金堡、蒙正发、李用楫、施以敬等人为一党；陈世杰、吴以进、李贞、高赉明、杨邦翰、唐元楫等“广东人又为一党”。“然行朝之权，尽归于李元允”。李元允（按：王夫之《永历实录》作“李元胤”）为握有重兵的悍将李成栋的义子。李成栋反正后，成为永历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当他率师出征南安时，曾恃强面奏永历帝相约：“南雄以下事，诸臣任之；庾关以外事，臣独任之。”故当李元允作为李成栋的代表“以守舍留肇庆”时，“朝士争趋其门”，而“其尤甚者，谓之u2018五虎u2019：袁彭年为u2018虎头u2019，丁时魁为u2018虎尾u2019，蒙正发为u2018虎脚u2019，刘湘客为u2018虎皮u2019，金堡为u2018虎牙u2019”。以至于“广东一省大小官员，非奉成栋咨，不得擅除。桂林、平乐则瞿式耜为政；庆远、柳州则焦琏为政；浔南、思太则陈邦傅为政” 。永历小朝廷完全被架空。
后来，诸派政治势力的消长分化，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所谓“吴党”和“楚党”。“吴党”的主要成员是吴贞毓、张孝起、朱天麟、李用楫、王化澄、万翱、程源、郭之奇等，“楚党”的主要成员是袁彭年、金堡、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等，而以金堡为其中坚。专权的宦官则为夏国祥。两派及专权宦官均有掌握兵权的军阀或将领以为后盾。两派势力之消长，既与宦官的支持有密切关系，又与作为奥援的军阀或将领的势力消长紧密联系。当永历帝驻跸于肇庆时，“楚党”“以李元允为东援，瞿式耜为西援，严起恒为内援，焦琏为外援，朝政一手握定” ，颇为得势。永历帝逃往梧州后，李元允奉命驻守肇庆，无法再能支持“楚党”；反而，“吴党”却与梧州总兵陈邦傅沆瀣一气，结成死党。枪杆子里面出强权，是集权专制社会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在永历四年时小朝廷的政治斗争中，“楚党”的失败乃事所必然。
在封建社会，任何人只要参与政治，不可避免地将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王夫之也不能例外。刚到梧州，王夫之就面临着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为维护正义，更为着南明王朝的前途，他作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
“楚”、“吴”两党的斗争由来以久，但这次白热化的斗争却肇始于早几年金堡的一份奏疏。
金堡，字卫公，别字道隐，浙江仁和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临清知县，以疾辞官。满清南侵，南京沦陷，鲁王监国浙东，他弃家依之。后知鲁王无远志，又入福建附隆武帝。在福建，他看出了郑芝龙一心只想拥兵自大，并无效死复兴之志，便抗疏直言。奏疏虽深获隆武帝的心意，但郑芝龙重兵在握，隆武帝也无可奈何。金堡报效无方，遂以母忧解官，避地沅州。永历二年（1648），出山到桂林，被瞿式耜推荐，授兵科给事中，司谏职。针对朝廷一些官吏尤其是军阀权臣陈邦傅、马吉翔的不法行为，金堡认为是“以匪人持政柄”，故上疏严辞弹劾。疏入，即受到陈、马的愤恨。陈、马二人马上组织同党反击。当永历帝召阁臣朱天麟问及“金堡何等人也”时，朱天麟别有用心地答道：“堡在隆武中为给事，直谏，以参郑芝龙为思文皇帝（引者按：即隆武帝）所倚用者。”此语切中永历帝受挟于军阀的心病，故“上变色曰：u2018卿谓芝龙为可参耶？u2019”朱天麟摸清了永历帝的心思底细后，遂代帝拟旨严厉斥责金堡。举朝文武亦与永历帝及陈、马、朱等权臣保持高度一致，皆“诋堡狂躁”；金堡陷于孤立，唯有袁彭年、丁时魁等少数人对其胆识人品推重之。经太傅严起恒力称：“堡言虽过当，然皇上起多难，万不可谴直臣。”又时局危机迭起，永历帝才“意稍解”。（王夫之《永历实录q金堡列传》）自此，“吴”、“楚”两党逐渐形成，党同伐异，纷争不已。平心而论，两派斗争，既有权力之争，又有意气之争，但清浊正邪之争亦不能排除。例如，从当时的个人行为品德及后来的发展看，“楚党”除袁彭年、丁时魁二人品行卑庸后来降清外，其他三人及其支持者如严起恒、瞿式耜等，大都是忠肝义胆、品德高尚并始终如一的人；而“吴党”成员，大部分却擅权自恣，排斥异己，贪赃枉法，渔猎小民，最后走上投降清廷之路。
在“楚党”诸人的支持下，金堡先后对孙可望要求封王等事进行了谏争，虽然获胜，但结怨甚多，夏、马以及吴贞毓等“吴党”成员一直想将金堡等人置于死地而后快。机会在永历帝与小朝廷迁到陈邦傅驻军的梧州后到来。
到了梧州，在夏、马、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吴贞毓率其党数十人，连疏攻堡及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把持国政，裁抑恩纪，谋危社稷”。除袁彭年反正有功免议外（袁原为明朝官吏，后降清，又随李成栋反正。对其问罪，恐引起李元允等拥兵反正将领的不安，有投鼠忌器之嫌），其他四人均褫职，逮下锦衣卫拷掠。在锦衣卫狱中，“诸刑皆备，而堡刑尤独酷，几死者数四”（《永历实录q金堡列传》）。王夫之虽非言官，但感于强敌在外，内部正应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应作无谓纷争，故与中书舍人管嗣裘一道请求严起恒出面相救，指出：“诸君弃坟墓，捐妻子，从王于刀剑之中，而党人杀之，则志士解体，虽欲效赵氏（引者按：指赵宋王朝）之亡，明白慷慨，谁与共之者？”（潘宗洛《船山先生传》）严起恒深感其言，便“率群臣跪伏求贳，不听”。瞿式耜亦“抗疏申救，不听”（《永历实录q金堡列传》）。“吴党”怂恿永历帝欲将金堡等人立即处死。由于严起恒等人出面相救，又曹志建、焦琏、胡一清、杨国栋、马进忠等许多领兵镇将交章申救，永历帝只得将金堡下法司定罪。“吴党”又欲将严起恒纳入罗网之中，“胁上为杀起恒”，王化澄指使给事中雷德复上奏章“劾起恒二十四罪”，致使严起恒“称病请去”（《永历实录q瞿严列传》）。面对进一步激化的党争，王夫之忧虑万分，便与行人董云骧越职上疏相谏。在奏疏中，王夫之指出：“科臣雷德复参辅臣严起恒一疏，备极污蔑，众心揣摩，仅构危章”。严起恒的心迹行为，“天下臣民共耳目之”；而“（雷）德复之造端本末，授受机关，抑路人知之，即德复清夜扪心亦自悉之”。倾扎的目的，是为排斥异己，其结果则是“君臣两受其伤”。故在纷争不已、正邪未能辩识清楚的情况下，“大臣之进退有礼，仰祈圣鉴，允辅臣之乞休，以俟国是之徐定事”（王夫之《龙源夜话q陈言疏》），“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疏入，董公不待报，挂冠入南海去。万翱、鲁可藻请逮治公”（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又将王夫之本人置于纷争的旋涡之中；严起恒则称病“解舟去平乐”（《永历实录q瞿严列传》）。
正在此时，因前方军情告急，诸将聚集梧州，准备赴援前线。握有重兵的将领高必正与党守素率兵自梧州来（按：永历帝及其小朝廷并未驻跸于梧州城内，实驻于城外江上的船上，称之为“水殿”。），李元允亦自肇庆来。高必正，又名高一功，原为李自成的部将。李自成卒后，他率军四处转战抗清，后为抗清将领何腾蛟收编；所率“忠贞营”时为永历朝抗清主力。高必正等来后，“吴党”“吴贞毓等迎谒，请为杀堡”（《永历实录q金堡列传》），而“必正皆佯诺之，贞毓等踊跃以俟”（《永历实录q高李列传》）。高必正、党守素与李元允等三将入朝面圣，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饶有意思的对话：
首先，李元允以退为进质问道：“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处之于端州？今若此，是臣与堡等为党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请罪，今事稍定，请正臣罪。”永历帝只得加以抚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李元允反问道：“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处四臣之故，赐臣敕书令臣安心办事乎？”皇太后马上挑拨离间道：“卿莫认金堡等是好人。卿等如此忠孝，他却谤卿谋反。”李元允又问：“说臣谋反，还是有本，还是面奏，还是传言？”永历帝等无话可答。高必正接着指出：“皇上重处堡等是也。但处堡等之人，不如堡等；处堡等之后，亦无胜于堡等之事。”老妇人皇太后又挑起以前金堡谏阻孙可望要求封王之事，指责“金堡误国”。最后，高、党、李等“三帅请手敕，往平浪追还”严起恒（《行朝录q永历纪年》）；又“高必正力争不可”治罪于王夫之（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面圣之后，高必正与党守素随即乘小舟往金堡船上看望。三人“握手唏嘘”。高必正安慰金堡说：“中外想望者，唯公一人，今公杖创若此，其如社稷何！”（《永历实录q高李列传》）忧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诸镇将又“奏报使臣大书揭梧州城下，言u2018半壁存亡，恃严辅臣一人，不索钱，不滞军粮。何物雷德复，受逆贼赂，思加逐害。愿与同死u2019”（《永历实录q瞿严列传》）。
在军事将领的极力干预下，至该年5月，这场党争的最后结果是：金堡“遂得减死论，谪戌清浪卫”。因其地在清军统治下，“堡赴戌不得达，留客桂林，瞿式耜馆之”。金堡之足因受酷刑留下残疾，“须杖而行，遂绝意世事”，至桂林陷，“祝发为僧去，世所称淡归大师是也”（《永历实录q金堡列传》）。丁时魁亦“充军终身”；刘湘客、蒙正发“徒三年，各赎”（《行朝录q永历纪年》）。严起恒虽被追回，但“日为群小所摇，志沮不行，随御舟侍朝请而已”。“四方镇帅闻起恒摧抑不用，皆解体无斗志”（《永历实录q瞿严列传》）。雷德复“以躁妄褫职”。王夫之则受到警告：“王夫之职非言官，似讦似嘲，偏激辅臣以去，是何肺肠！奉内事姑不深究，该衙门知道。”（《龙源夜话q陈言疏》）高必正提出要惩处肇事之人，后“知事不可为，意大沮丧”；又受到“吴党”的牵制，未能开赴前线，“乃请归南宁”（《永历实录q高李列传》）。永历小朝廷人心涣散，分崩离析，为野心家孙可望的到来留下可趁之机。同在5月，暂时失败的“吴党”朱天麟、吴贞毓、程源等人马上“密启称臣于孙可望，请杀严起恒、金堡”。次年1月，“高必正为孙可望所劫，兵大溃，必正死”。2月，“陈邦傅以兵攻宣国公焦琏，琏与战，败，死之”；随后不久，陈邦傅即投降清军，并引兵攻击永历朝廷。3月，孙可望遣将至南宁，“劫上求册宝专制”，并杀害极力阻止为其封王的严起恒等人。瞿式耜亦于上年11月驻守桂林，因城陷于清军，不屈而死（以上均见《永历实录q大行皇帝纪》与《行朝录q永历纪年》）。
如果说在永历四年以前，永历小朝廷的内部政治斗争还局限于文职官吏之间的口舌之争，那么，自这场斗争的结束而开始了军事将领之间的兵刃相争。反复折腾于军阀纷争的永历小朝廷的必然覆灭，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夫之在获得高必正的援救后，曾三次上疏参劾王化澄结奸误国，未能产生作用，反为王化澄所嫉恨而伺机报复。恰有一“百梅恶诗”案为王化澄提供了机会。王夫之十五年后在《和梅花百咏诗q序》中回忆说：“会攸县一狂人亦作百梅恶诗一帙，冒余名为序。金溪（引者按：王化澄为金溪人）执为衅端，将构大狱，挤余于死。”（《姜斋诗集q和梅花百咏诗》）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王夫之“愤激咳血，移疾求去”，经“高必正为请，乃得给假”（《船山公年谱》）。他看望了时因诏狱折足卧舟中的金堡后，便取道回湘，开始了著述救国的新生涯。永历朝的这一段短暂经历，无疑使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上层政治领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成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