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一平的个人简介
韦一平同志，广西壮族人。早年参与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和当地人民一起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南方八省红军改编为新四军。韦一平同志随军东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他曾任苏北第一、第三地委书记和分区政委。1945年4月，与叶飞同志一起率领部队南下，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1945年15日，在武进阴沙泰兴天星桥之间乘“中安号”横渡长江，不幸发生沉船事件。为让战友安全转移，他始终坚守在甲板上，直至融入长江，壮烈牺牲。基本内容
韦一平 永远的丰碑韦一平：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韦一平是新四军高级指挥员。1906年生，广西天河(今属罗城)人，壮族。早年积极投身工农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分配到农民自卫军工作。1925年入国民革命军，后调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起义，曾在海陆丰根据地担任区委书记。1929年被派回广西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同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转战到湘赣苏区。
在历次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先后四次负伤。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又一次负伤，左脚跟被子弹击穿致残。后任中共永新县委军事部部长、湘赣军区动员部部长。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曾任中共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书记，在湘赣边区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他的领导下，萍宜安地区的游击战争蓬勃开展，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成为湘赣临时省委、军政委员会领导机关的主要活动基地。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曾称赞他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主任，兼吉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参与联络和组织湘赣游击队改编工作，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赴江苏，任中共苏北特委书记，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后任中共苏北区委会组织部部长兼泰兴中心县委书记、苏中第3地委书记兼苏中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第1地委书记兼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政治委员，苏浙军区第4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浙西地委书记。先后参加郭村、黄桥、天目山等战役战斗。为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开辟浙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分批向江北转移。15日晚，韦一平在完成掩护兄弟部队渡江的任务后，率部800余人乘“中安”轮最后一批北撤，当轮船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江面时，由于风大浪急，加之超载过重，船底漏水，倾沉在即。警卫员找来救生器材，要韦一平立即离船。但他想到的是如何使数百名指战员脱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全力组织部队泅渡上岸。不料轮船突然倾覆，韦一平和700多名指战员光荣殉职。
人物事迹
韦一平，又名韦瑞珍，壮族，1906年11月出生于广西罗城县四把乡短岗屯一户农民家庭。韦一平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7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附近里乐村的私塾，期望他识几个字，不再苦守山村。两三年下来，他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韦一平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化的年代。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伟大的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大地，影响着思想活跃而又不满现实的韦一平。1923年秋天，他和同村好友韦明秀相约离家出走，找到书友秦君，一起奔赴广州西部的三水县，投入到这里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4年春，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邓熙农，被调到三水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从此，三水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年5月，韦一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被选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留所当教员。不久，他担任了农民自卫军排长。1925年10月，他转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后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参加了北伐战争，转战广东、湖南、湖北，屡建战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数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逮捕、枪杀，革命进入低潮。但韦一平没有动摇。这年12月，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起义，在海陆丰根据地担任过中共区委书记。
1929年秋，他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到广西左右江组织农民武装。同年12月11日，他带领农军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被编入红七军。1930年冬，红七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离左右江北上，向中央苏区转移。当部队打破桂军、湘军前堵后追的合击，跳出包围圈，强渡乐昌河时，遭到数倍敌人的袭击，韦一平随五十七团进入湘赣苏区的安福、永新一带。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一次战斗中，韦一平的右脚不幸被打穿，无法随军行动，不得不就地治疗。伤愈后，组织决定韦一平留在中共永新县委任军事部长。他带着残疾，走村串乡，深入群众，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工农游击武装，为巩固永新县的红色政权，不辞艰辛地工作着。
1934年7月，红六军团进行战略转移后，韦一平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不久，敌人以五个正规师的兵力，并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对边区进行“搜剿”，苏区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有的人动摇了，怀疑湘赣边区还能不能存在。当时的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等人，先后叛变投敌，致使边区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游击武装被敌人分割包围，四个军分区也被打散。
在这危急关头，韦一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团结周围的同志，发动群众，坚持在永新、安福、吉安交界的丛山峻岭中，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5年5月，他们遭到数倍之敌的“搜剿”。韦一平指挥地方武装奋力突围，向莲花、攸县转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上了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韦一平犹如失散的孩儿找到了母亲，有多少艰难困苦要倾诉啊!然而，他没有向谭余保讲苦处、摆困难，而是谈了重返安福、永新山区坚持斗争的打算。谭余保听罢，紧紧地握住韦一平的双手，眼含泪花激动地说：“你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革命需要你这样的人。”稍停，又说：“省委书记陈洪时，还有其他几个人作了可耻的叛徒，这是革命营垒中的败类。他们的所作所为，动摇不了湘赣边区军民。湘赣的红旗决不会倒，革命总会胜利的!”几天后，谭余保从身边抽出几位同志和部分武器，随韦一平返回原地。韦一平按照谭余保的指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发动群众，秘密展开了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
这年7月，韦一平出席了谭余保在棋盘山主持召开的湘赣省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边区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会后，韦一平被调到萍(乡)、宜(春)、安(福)地区坚持斗争。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建立时，他任组织部长，不久，又接任了县委书记。当时，恢复、整顿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游击武装，建立红色根据地，是当务之急，韦一平带领县委干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在山村，在平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农会、妇女会、儿童团逐步组织起来，分田、反霸斗争搞得热火朝天。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重建了党支部和区委。并为活动在这里的游击大队提供了给养和兵源，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使游击队如鱼得水，打了很多胜仗，红色政权不断得以巩固和扩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响起了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拉开了全民抗日的战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布了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10月，中共东南局建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担负联络、整编下山游击队的任务。11月，韦一平调任该通讯处副主任(后为主任)，并任中共吉安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即以公开的通讯处主任身份，向国民党官员及各阶层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重大意义。同时以县委宣传部长的身份，进山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游击队下山之后，他旋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协商军需物资供应和整编事宜，安排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保障，提出安全措施等。
在那些日子里，韦一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波于南昌、吉安之间，多次进出武功山、九珑山、铁镜山，使湘赣边区的游击队顺利改编，按时开赴抗日前线；送走了过境的东南局领导和一批批干部，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完成任务后，他又被调往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工作。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要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1939年9月间，中共中央东南局派韦一平赴苏北，以加强临时工委的领导。行前，组织部长曾山同他促膝长谈，勉励他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那里的党员、群众，做好建党、建政工作，搞好统一战线，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条件。他受领任务后，同其他几位同志奔赴长江环绕的扬中。
迎接他的是中共苏北临时工委书记惠浴宇。为了迅速展开工作，韦一平抓紧时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虚心向工委的其他领导学习，很快摸清了情况，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各项工作搞得很有成效。12月，曾山来苏北视察工作，传达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成立苏北特委的决定，宣布由韦一平任特委书记，惠浴宇任副书记。他们俩互相尊重，齐心协力，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指示，陈毅亲率战斗在江南的主力部队北渡长江，进入苏北。
正当陈毅率部北渡之时，苏北前进基地――江都县东、野田河东岸的郭村，突然被敌人十路包围，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团(即老六团)面临几倍之敌的围攻。为了扭转危局，根据敌情、地形和群众基础，挺进纵队决定打郭村保卫战。为保证战斗的胜利，纵队司令员叶飞找韦一平进行协商，立即召开了挺进纵队、特委领导联席会议，共同商定了保卫郭村的战斗方案。
6月27日晚上，中共泰县县委书记陈扬获悉顽军李长江部要进攻郭村的重要情报后，即派在李部颜秀五第二纵队政训处的女少尉政训员、二纵队直属队共产党秘密支部的书记李欣(郑少仪)星夜将情报送往苏北特委，为郭村军民赢得了宝贵的几小时准备时间。韦一平和特委领导、机关干部，星夜动员群众参战，青壮年协助部队挖战壕、加强工事，老人、妇女、儿童磨面、做干粮，全力支援郭村保卫战。28日战斗打响，7月4日全线反击，直抵泰州城下。经过艰苦的激战，我军给顽军以重创，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韦一平参与了战斗的组织领导，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陈毅在总结这次战斗的胜利经验时指出：郭村保卫战孤军奋战，领导坚强。
7月底，韦一平随陈毅继续东进，参加了黄桥战斗。战斗前，韦一平与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等忙着组织群众，组织后勤支援，黄桥的工、农、青、妇、学、教、商、儿等各种抗日团体数千人参加筑工事，抬担架，做军鞋，印传单，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侦察敌情，放哨巡查，散发宣传品，搞得热火朝天。全镇60多个烧饼炉炉火熊熊，香飘数里，“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声响彻市镇。战斗中，韦一平亲临战地，积极组织支前工作。
9月间，苏北区党委成立，由陈毅、陈丕显分别任正副书记，韦一平任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原苏北特委改称泰兴中心县委，韦一平兼任书记。10月，黄桥决战获胜。南下的八路军、东进的新四军协同作战，部队和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苏北区党委于1941年3月改为苏中区党委，统一领导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整个苏中军区，先后成立了第一、二、三、四地委以及行署、分区，韦一平任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李长江部公开投敌，斗争形势急转直下。韦一平带领地委机关人员，不断转换地方，组织群众继续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民兵建设，壮大抗日力量。军事上配合三分区主力，动员民兵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2年12月，韦一平调任一地委书记。他积极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废寝忘食地工作，到1943年下半年，工作已见成效，所属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各级党组织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粟裕和陈丕显到一地委视察工作时，对韦一平的领导能力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
这时，在一地委周围，仍有敌、伪、顽不时地进行骚扰。当新四军一师十八旅调来之后，韦一平代理政治委员；1943年2月兼任政治委员。他与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刘先胜商定，把主力部队地方化，于各县之间穿梭作战，打击敌人，巩固扩大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后来，日军对北到盐城，南至南通，以及运河以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韦一平所在的一地委和分区组织军民奋力抵抗，使敌寇不敢贸然进犯。有段时间，苏中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相继移驻于此。
1944年夏秋之交，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苏北的日伪军惊恐万分，妄图作垂死挣扎，联合国民党孙元良兵团，向苏中根据地疯狂进攻，对三分区则进行“铁壁合围”、“梳篦扫荡”，斗争又紧张起来。12月，苏中区党委即调韦一平重回三地委，仍任书记兼军分区(由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兼)政治委员。
韦一平回到三地委后，针对敌人刚从北方调来，情况不熟，骑兵多等特点，发动干部、战士和广大民兵大挖“抗日沟”，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三地委的局势稳定之后，他又致力于根据地的建设。
1945年2月，苏中军区组建教导一旅，韦一平调任旅政委，准备南下闽浙赣。5月间，到达苏浙军区，教导一旅改为第四纵队，谬政国任司令员，韦一平仍任政委。在此期间，他率部参加了天目山反顽战斗，从富春江打到安吉、孝丰，连战皆捷，屡立战功。
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韦一平深知创建根据地，建党、建政和发展工农武装至关重要，而培养干部、舆论宣传、统战工作，也不可忽视。他到苏北后，尽管环境艰苦，战斗频繁，还是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不仅亲自讲授党的知识，还推荐其他领导去讲课。一批批来自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参加训练班、进干校，提高了思想觉悟，增长了才干。经过学习的同志，有的被派往地委所属县区担任领导，有的到国民党军队搞统战工作。对青年知识分子，韦一平常说：“我是个农民，你们都有文化、有知识，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他把这些新同志放到基层去，让老同志手把手地教他们打仗，做群众工作。
艰苦的斗争环境，需要不断地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在三地委，韦一平亲自筹办了《江潮报》。调一地委工作后，他又把地方办的《湖东报》合并到军分区的《前哨报》，由地委统一领导。他不仅经常过问报纸的编排，还参与评论的撰写，组织编辑、记者到基层参加减租运动和边缘区的军事斗争，以加强报纸的指导性。他还设法弄来一部电台，收抄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及时传播，鼓舞群众抗战信心。
在我、日、顽三方力量并存的苏北，能否做好统战工作，对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韦一平时刻不忘这一点。派往敌人内部去的，必选政治坚强又有能力的干部，不仅交代原则，也教给办法。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调往一地委后，发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由于不摸新四军底细，对抗日政权持怀疑态度。高邮县就有一个绅士，下请柬邀地委和分区领导赴宴，以探虚实。韦一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分区司令员刘先胜，带两名警卫员前往。席间，韦一平畅谈国内外形势，阐明抗战前途，用事实陈述利弊，讲典故晓之以理。还严肃指出：江都、高邮、定应地处苏中抗日根据地腹心，唯有跟人民一道抗日，才是出路。他那自信和精辟的分析，使在座的绅士为之折服。他们一再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韦一平这一果断行动，对稳定一分区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他还尽力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部的工作。当时，李、陈部在日寇和伪军的夹击下，逃至毗邻一分区的几个村镇，并向新四军求援。韦一平立即请示上级，把李、陈部安排到分区驻地附近，并常去看望，与他们交谈，让他们参观根据地建设，使李明扬、陈泰运深受感动，赞扬新四军是“仁义之师”。他们说：“新四军与老百姓似同亲人，怎么不打胜仗呢!”
韦一平处处以身作则，在平凡的事情上见其高尚。他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对上级的指示，不论有多大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贯彻执行。对于工作的调动，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他又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从不搞“一言堂”。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书记”、“政委”，叫他“老韦”最高兴。他对待生活，堪称清贫寡淡。他结婚时穿的一件衬衣，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仍舍不得换件新的，一再叮嘱警卫员洗时要轻搓轻揉。他到下面检查工作，不准加菜加汤，平时更不准警卫员私下为他改善生活。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讲：一个革命者，不论你地位多高，也是人民的公仆，切忌特殊化。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上级指示韦一平率部渡江北撤。
10月初，韦一平率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机关、中共浙西地委和十支队一部，告别了天目山区的父老乡亲，踏上北撤的征途。15日，部队抵达江阴县杨舍渡口。晚上10时许，韦一平率800余名干部战士，登上中安号客轮，开始横渡长江。起航不久，因客轮连续运载，未及维修，加上超载，出现了左右剧烈晃动的险情。韦一平沉着指挥，减速前进。行至天星港三里处时，突然狂风骤起，浪涛翻滚。继而船底进水，而且越来越猛，终使客轮逐渐下沉。夜幕中，几百人的呼救声，震撼着寥廓江天。虽有停泊附近的渔舟赶来，但人多船小，获救的只有少数几个。会水的凭藉意志，顶风劈浪，游向岸边；也有的爬上烟囱、桅杆求援。当时，韦一平完全有可能在警卫员帮助下免于罹难。然而，他想到的是全船干部战士的安危。他拒绝了警卫员带他泅渡登岸的要求，命令警卫员先走。
江面上，只有桅杆顶端还在风浪中摆动。韦一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终因船沉遇难，时年39岁。
中安轮遇难后，沿江军民呼唤着韦一平的名字，顺江寻找，终于找到了烈士的遗体。人们眼含热泪，把他安葬在扬子江畔。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又将他的遗骨移葬于扬州市平山堂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