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
邱震海，担当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节目主持人。擅长国际问题研究和分析，其中尤其是欧洲内部事务、跨大西洋关系和中欧关系等，近年逐渐延伸至中国周边地区安全、中国外交定位、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海问题和朝核危机等领域。
个人履历邱震海，1962年出生于上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1984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7年在同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德语系讲师、外语广播电台副台长；1990-1997年留学德国，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特约记者、《德国之声》撰稿人；1997年任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香港创新发展集团推广总监、《德国之声》驻港特派员和澳门大学兼职讲师。现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德国之声》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以及香港、东南亚和欧洲媒体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自我之最最喜欢的运动：年轻时热衷跑步，年事渐高后改为骑车和散步，都是最无聊但却可独自想心事的项目
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拿一瓶啤酒，叼一根烟，在草地上晒半天太阳。
最崇拜的一个人：年轻时崇拜很多名人，现在回忆起来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最喜爱的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因为知道自己永远写不出来。
最难忘的事：当年出国时“把菜刀都卖了”；但一晃几年却又乖乖跑回来，还美其名曰为“爱国”。
最喜爱的一句格言：我还没有找到。
座右铭：宠辱不惊
从事职业邱震海在香港《信报》的《外交捭阖》专栏以国际热点问题为线索，力图揭示出热点背后政治力量重组端倪和未来国际格局大致走向。该专栏在全球其中首先是亚太地区引起密切注意，成为地区间分析外交问题的品牌专栏，经常为其他国家、不同语言的多个报刊所转载。
自我评价年少气盛之时，道路平坦顺利，一度傲视群物，曾以德文、中文出版学术著作和新闻纪实作品数种，还曾妄想出版世纪巨著，但最终认识到环境和自身的局限。十多年来，既出于不安分的天性，也是阴差阳错，从学界、商界到新闻界，涉足一些互相不全相关的领域，最后选择“三栖人”的自由职业生活方式，既在商界，又重返大学讲坛，并写起了外交问题分析专栏。作品一不小心获转载后，竟被人冠以“欧洲问题专家”和“时事评论员”等美称。
正因如此，自叹世界上许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人生道路无法完全由自己掌控，因为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一晃人生已四十出头，但生命中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去做。
相关事件由邱震海担当主持的《震海听风录》节目，于零七年一月三日起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正式启播，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八点十五分至九点，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和下午两点十五分重播。该节目以新闻评论的内幕性和权威性为基本元素，每周一次追踪热点事件或趋势，邀请热点事件当事人或相关者出场，显示话题的张力、冲突性和公众效应的广泛性，多方位向观众提供观察角度和思维空间。
《震海听风录》节目博客已经启动，即时发布节目的最新资讯。其博客也已设立《震海听风录节目预告》和《震海听风录节目文字稿》两个栏目，同步发送节目的有关信息。
另外，由他参与的《时事开讲》节目，即日起将有文字稿提供；在《时事开讲》中的评论，将收入此博客《时事开讲节目文字稿》栏目。
<有报天天读>栏目，与何亮亮、杨锦麟、杜平交替主持；
上过一期《财经郎眼》20110328期谈论美英法的利比亚军事分析
个人爱好最喜欢的运动：年轻时热衷跑步，年事渐高后改为骑车和散步，都是最无聊但却可独自想心事的项目
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拿一瓶啤酒，叼一根烟，在草地上晒半天太阳。
最崇拜的一个人：年轻时崇拜很多名人，现在回忆起来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最喜爱的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因为知道自己永远写不出来。
最难忘的事：当年出国时“把菜刀都卖了”；但一晃几年却又乖乖跑回来，还美其名曰为“爱国”。
最喜爱的一句格言：我还没有找到。
震海听风录由于邱震海担当主持的《震海听风录》节目，于零七年一月三日起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正式启播，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八点十五分至九点，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和下午两点十五分重播。该节目以新闻评论的内幕性和权威性为基本元素，每周一次追踪热点事件或趋势，邀请热点事件当事人或相关者出场，显示话题的张力、冲突性和公众效应的广泛性，多方位向观众提供观察角度和思维空间。《震海听风录》节目博客已经启动，即时发布节目的最新资讯。本人博客也已设立《震海听风录节目预告》和《震海听风录节目文字稿》两个栏目，同步发送节目的有关信息。另外，由本人参与的《时事开讲》节目，即日起将有文字稿提供；本人在《时事开讲》中的评论，将收入本博客《时事开讲节目文字稿》栏目。
“震海听风录”创下凤凰资讯台最高收视纪录，“不停地说”是饭碗也是理想。
除了大事件时的紧张节奏，还要保证日常新闻的评论。日常的功课补给是邱震海一项重要任务，“24小时中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准工作状态。在家看资料、读书、上班路上与各路官员交流信息，总之，一踏入办公室就准备开始说了。”
从2007年开始，凤凰专门给了邱震海一个个人栏目“震海听风录”，“我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邱震海 “震海听风录”刚开播的4期中，有3期创造了凤凰资讯台47个节目收视率的第一名，并创下凤凰资讯台最高收视纪录。这给了邱震海很大信心，“一开始，一些人并不看好这样一个长达45分钟的深度讨论话题，并给出建议”，但邱震海坚持相信中国的高端观众有能力消化这档深度节目，而事实证明了他的选择。 邱震海介绍：“在凤凰，每个人的节目只对自己负责，和一般单位的‘金字塔’式管理不同，他们做什么节目，不用汇报，一汇报就没了味，也没有人审稿，上面没有老板，台长也只有在看了电视以后才知道主持人做怎样的节目”。他说，这样的垂直型的工作方式让他感到刺激和具有创造性。
理性文人邱震海，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同年秋天考入同济大学德语系攻读研究生，1987年获硕士学位，后留学德国，先后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特约记者、《德国之声》撰稿人，现在香港、东南亚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其散文值得一读。
要说凤凰评论员队伍里谁被骂得最多最惨，非邱震海莫属。一般网友骂邱震海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邱在中日问题上的一些评论被认为是有“亲日”的嫌疑。客观的来说，邱震海的言论在中日关系上属于比较理性的那一层面，表达的主要是一些学术界的看法，在中日关系上强调利益至上，中日都要丢掉历史包袱，走向和解，面向未来。但是，这显然和国内网友的民族主义的大气候不相适应，因此挨骂最多。
邱震海的时事点评一般是针对日本、欧洲问题，这可能和他早年留学德国有一定的关系。邱震海点评时事与阮次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常给人滔滔不绝之感，好像在有限的时间里他的话总是说不完的，很多时显得语速太快，一般观众不能适应。邱震海作为的凤凰的主要评论员，今年在咨询台开设了单独的节目《震海听风录》，主要是对一些政界人士的连线采访，由于能够连线到一些“关键”人士，这个节目有3期创造了资讯台47个节目收视率的第一名，并创下凤凰资讯台最高收视记录。但是，由于制作成本的限制，这个节目的形式显得过于单一，这也凤凰节目的通病。
研究传播学虽然语言学与他目前从事的时事评论似乎毫无关系，但“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却对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邱震海说，研究词法和语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样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切成一片一片，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国人善用的方式，尽管读书的时候不甚喜欢，但后来发现，现在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正是运用了当年学习专业时掌握的技巧。 1990年，邱震海留学德国，也更加紧密地了解到德国人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运用这种方式看问题，就如同透视一样，会把一个事物的每一个部分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喜欢写作，在德国的7年中，邱震海一边研究传播学，一边开始给“德国之声”电台撰稿，他同时编译许多德国的新闻给香港和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由于上海《文汇报》更聘他为驻德国的特约记者。“当年正值东、西德刚刚统一，发生很多故事，为《文汇报》工作是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为‘德国之声’工作又是用西方人眼光看中国”。邱震海说，自己非常享受用这种交叉的眼光看问题，视角的转化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德国生活在德国的生活经历和自己从16岁就开始学习德语的优势，让邱震海的德语说得和德国人一样好，想要留在德国发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他放弃了在德国的一切，回到香港。
谈起这个决定，邱震海说：“和德国贴得太紧了，反而想脱离它。”一直研究德国、用它的眼光看世界，但德国的文化相对封闭，这让邱震海在那里找不到使命感，最终，30岁出头的邱震海带着“一只泪眼和一只笑眼”离开了德国。
除了跟德国贴得太紧的危机外，邱震海感到的第二个危机就是使命感，“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从事新闻实业的人，都希望将社会当作一个舞台和实验室，对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去架构一些东西，哪怕是国民素质的培养”。邱震海认为，这些方面的架构，欧洲人已经做得很成熟，而亚洲地区则还需要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在他的母体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
当“三栖人”香港的自由气息最终吸引邱震海将之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宝地，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邱震海当时的想法多少带了理想化的色彩。回到香港的邱震海先是进了一家报社，但香港的现实告诉他，这里虽然自由，但浅薄和缺乏深度也是它的弱点。“要从事严肃新闻的时候，这里没有空间，这令人感到失望！”邱震海说，自己在给上海《文汇报》做记者时，还能写大量国际分析的文章，但香港人并不关心这些。
沮丧之余，邱震海有了“既然实现不了自己理想，那就去赚钱”的想法。于是，他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做起了企业传讯主任。然而赚钱赚了一段时间，仍然不满足，邱震海再次拿起笔，给香港《信报》写专栏文章。“稿费不高，但这报纸的影响力很大，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就说，他只看香港的两家报纸，《明报》和《信报》”。
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报纸也开始有了邱震海的评论专栏。就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邱震海过起了“两栖人”的生活。再到后来，他又过上了“三栖人”的生活，即同时到香港大学教公关和新闻。在邱震海的印象中，香港的学生很现实，“他们的兴趣在股票和房地产会不会升”。邱震海说，如果没有后来与凤凰卫视的结缘，自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
写专栏搞评论邱震海的专栏文章最终为他铺开了局面，中国内地的《参考消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的报纸，都开始引用他的文章。就在这时，凤凰卫视也主动找到了邱震海，开始请他做嘉宾评论员。当时的凤凰卫视定位还是“城市青年台”，对于电视评论也处于初创阶段。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飞机轰炸，凤凰才发现电视原来可以搞评论节目。凤凰卫视由此开始转型，逐渐变成以资讯评论为主。两年后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让凤凰的资讯评论得到关键提升，并找到准确定位。
邱震海的评论也由最初以欧洲为主、扩展为欧美关系，中欧评论等。尤其在2002年后，中国的外交飞速发展，中美、中日、中印，中俄大国关系以及朝核问题等越来越复杂。“原先不是很引人注目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被迫开始研究”，邱震海说，从2001年到2004年，是他和凤凰的合作期，直到2004年9月，他辞去上市公司的职位，正式进入凤凰成为凤凰的专职评论员。
进驻凤凰第一天进驻凤凰第一天就“上战场”
凤凰卫视拥有自己的专职评论员，所以有人将凤凰的评论员称为“驻台评论员”。对于凤凰的这个发明，邱震海认为是开创了电视史上的第一步，“我们的日程是新闻到哪儿，我们到哪儿”。
邱震海正式进入凤凰卫视的当天，就主评了至今难忘的一次事件，这就是2004年9月1日别斯兰绑架事件，俄罗斯武装分子占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当天下午2点，邱震海接到该消息，5分钟后开始直播，10分钟后进行评论。“当时连绑架的地名和位置都还不知道，赶紧找地图、查资料，现炒现卖就上去了！”后来，邱震海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新兵第一天就上战场变成了老兵。
绑架事件持续3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邱震海还能激动地把卢宇光当时的经典报道重复出来。他笑着说，这和之前做特约评论员完全不同，没有预约，“现在是苦劳力了，和部队一样，不分时间的轮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