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最难的困境_汉字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机

时间:2023-11-17 23:11:47编辑:影视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汉字中最难的困境,汉字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机》的知识,希望你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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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不叫“汉字”,叫“文”“字”“书”“名”“书契”等,“文”和“字”连称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

“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因为中国人知道了有外国文字,所以改称“中国文字”。到了现代,大家觉得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语的文字外,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现在所知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甲骨文是殷商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文字,从甲骨文算起汉字也有3300年的延续历史了。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曾遇到过什么样的危机?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曾经历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第一个是构形困境、造字困境;第二个是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第三个则是面临存亡的危机。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了构形危机。要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汉字是怎么构形的?这就涉及汉字是怎么来的,即汉字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时候有的汉字?成体系的汉字在什么时代出现?

其实先秦时代古人早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留下了不少猜想和传说。最有名的是仓颉造字的传说——黄帝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文字,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研究汉字起源真正有进展的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之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与文字起源有关的早期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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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代再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又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从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的,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 “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体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突出它的长鼻子;凤凰的“凤”,突出头上花冠和翎尾。例如“车”字,一看就是一架马车。

除了象形以外,有些概念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就无法用象形来表示。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参照,在长横上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上”,长横下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下”,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

“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树的树根,所以“木”下面加一横就是“本”,现在讲“根本”“本原”,就是从树根引申出的意思。“末”是末尾,树梢,树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画一横。“朱”,表示红色,树的心是红的,于是“木”中间画一横。有些字意思比较复杂,不那么好标记。

例如涉水、过河,怎么涉?涉水用脚,两只脚跨一步,我们现在写的“步”就是两只脚,只是变形了,两只脚都跨在水上就是过河了,中间是水流,一边一只脚,现在写成三点水加一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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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我在思考,这个“思考”怎么画?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就画不出来。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表现,无形可象,造不出字来了,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这个文字符号系统就不会发展完善,就要走向绝路。

古人很聪明,想到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借用同音符号来替代。如表示“大概”“可能”的虚词“其”没法造出来,甲骨文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这个方法叫假借。假借也有不足,文字系统中那么多符号本来都有自己的用法,又借做别的用途,借来借去系统内就会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用法,这使得甲骨文的解读很困难。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

例如:“凤”是个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形声字一旦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如“鸡”字,拿一个“鸟”字加上“奚”声就造出来“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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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到西周时期就成为主要的造字法了。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96%是用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99%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的。

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造新字,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

例如“金”,甲骨文大概还没有“金”这个字。西周只有几个和金属相关的字,春秋战国就多起来了,后来与金属有关的汉字越来越多,可以不限量地扩展,一直到今天可以造最新的与金属有关的化学元素字,如锃、钖、锑、铯、镦、钴、钡、钒、钼、镍等。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形声造字法可以非常方便地造字,不仅方便造字还方便我们记忆,一看左边是“金”一定和金属有关,右边声符读什么音就表明这个字是什么音,所以中国有句话说“秀才认字认半边”。

一旦一个文字系统可以方便地生成很多不同的字,现实中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变化,新产生的词都能造个字记录下来,这就突破了第一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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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字这个困境突破了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马上遇到第二个困境。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去摹写。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工匠写字哪有功夫像庙堂之人那样坐在那儿描摹,于是追求书写简省、提高效率成为必然要求,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面临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与现实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没有办法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战国时代除了兵器以外,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笔画,线条变得平直,字形趋向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

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的笔画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青川木牍,1980年出土于四川青川县战国墓,被认为是已发现最早的战国秦隶书。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帛书是用隶书抄写的,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到汉武帝时期,隶书就发展成熟了,例如北大所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到东汉像熹平石经、曹全碑,这些都是成熟的标准隶书了。

马王堆帛书残片,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包括28种古籍,文字为西汉初年的“古隶”。

熹平石经残片,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石刻经本,用标准的隶书写成,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洛阳太学所在地。

曹全碑局部,东汉时期重要的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二年 (185年),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为历代书家所推崇,现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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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就看不出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

例如甲骨文“为”字,表示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该字大体的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许慎解释小篆“为”字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说“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这个“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

“乘”本来是人爬在树上,到小篆看不出来了,隶书更看不出来人和树木的关系了。

正因为篆书向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为文物材料的局限,汉代经学家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他们分析文字因此有很大局限性。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隶书跟篆书比已经变直了,但是还不够。到东汉的时候,汉字形体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书写的结果,笔画就变成平的、直的、带尖的、带勾的等样式,因此就产生了新隶体。

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发展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到楷书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出来,书写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三国魏钟繇的《宣示表》,被认为是楷书鼻祖,刻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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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前人还有其他尝试和创造,如汉代出现的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笔画和笔画连带在一起,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不过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走得太远了,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成为一种通行的实用字体。草书发展下去,成为书写者表现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据说唐代张旭写狂草甚至以发濡墨来体现自己的狂放个性。用今天的话说,这也是行为艺术,审美追求。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的特点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晋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虽然也体现了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草书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则成为适用的手写体。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局部,号称天下第一行书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笔画组合的目的是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因此有人说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了。这是汉字突破的第二个困境,时间跨度很大,从战国开始酝酿、试验,经过了秦汉之际,然后到晋唐的楷书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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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经历了古今转变之后,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经典化,对汉字的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先秦的古书到汉代大都变成了经典,经典是不能改变的,东汉把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让人抄标准版本,例如熹平石经。唐宋时期印刷术不断发展改进,经书刻版印刷成书,更有利于文字的稳定。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所有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要熟读经书才能考取功名,经书变得越来越神圣,用以写经书的汉字也越来越神圣。正是这些原因,汉字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这样一来,好像汉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大清王朝到晚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怎么办?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提出要学习西方, “师夷制夷”;也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人认为必须全盘西化。晚清各种尖锐的思想文化争论,实际上就是探讨古老的农耕文明的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接连遭遇战争的失败,西方势力入侵中国,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也涌进来。有些人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教育不发达,因而导致科技落后。1902年吴汝纶(1840-1903)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

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容易,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尝试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传教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就尝试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来拼汉语。另外,有些传教士到东南沿海福建一带讲《圣经》,用西方的拼音文字拼当地的方言,帮助老百姓通过当地方言理解《圣经》,这些尝试也影响了当时的文人。

利玛窦(1552-1610年)的《西字奇迹》(已亡佚)被认为是最早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

有一部分人在此启发下开始创造中国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汉字改革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还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

《官话合声字母》是清末推行最广的一种注音方案,包含五十“音母”(相当于声母)、十二喉音(韵母)和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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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主张文学要变革,要文言一致,过去写文章是文言文,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不一样,提倡文言一致,即“白话文运动”。

汉字改革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些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思想观念要改变首先要改变书写系统,要让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现代化接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汉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汉字本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存亡危机。

早期试验新文字还只是一种尝试,还没有想到一定要把汉字替代掉,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废除汉字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一些精英人士大都支持实行拼音文字,主张废除汉字,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陈独秀和胡适等认识到中国方言众多,要搞拼音文字,首先要把语音统一起来,要有国语的统一,所以胡适提出要先有“国语的文学”,再有“文学的国语”,他还提出以北方方言作为统一国语的基础。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拼音文字方案,赵元任等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得到认可的一种方案。

国语罗马字方案虽然是官方标准,但是实际推行不广。该方案基于“新国音”,删减了大量音素,合并了尖团音,影响了普通话的汉语拼音方案

1928年,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在苏联也开始了拉丁化字母方案的研制。1931年还在海参崴开了一个“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1933年前后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传到国内,1935年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等688位名流签名表示赞同。此后,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还印制了很多材料和读物,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拼音新文字方案。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推行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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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在西方势力影响下,有识之士想改变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文字改革的种种方案,这些方案有的是在汉字基础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盘学习拼音文字的方案,与此同时,国语运动推进了民族共同语建立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简体字作为拼音文字实行前的过渡办法也被提出来了。1935年国民政府还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没能推行。

《第一批简体字表》由钱玄同主持,共收录了324个民间流传最广的俗字、古字和草书字,很多被今天采纳

近代以来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古老的汉字被推向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实际反映的是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面临的生存危机。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建设初期马上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全国政协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成果。1956年公布了《简化字方案》,据2004年统计,在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而繁体字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广泛推行,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繁体难写,简体不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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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汉字会消亡吗?

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字,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决定我们不可能废除汉字。如果把汉字废除了,我们就不能走向历史,中华文明就有可能中断。汉字使我们变得丰富,使我们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汉字融入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融入在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如果没有汉字中国人的灵魂甚至都没有地方安放。

近代以来,通过简化汉字,推进了教育普及;通过推广普通话,建立了民族共同语;通过汉语拼音,解决了与西方拼音文字接轨的问题。这些了不起的成就,简而言之就是语言文字实现了现代化,语言文字现代化则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实无论是西方、日本,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语文现代化过程,语文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规范化、标准化,到了21世纪就是信息化。

回顾三千多年来,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的化解,汉字确实是了不起。汉字文明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汉字的发展也正体现了一种精神,即《周易》所讲的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汉字从古到今成为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古典文字,与时俱进,生生不息,永葆生命之树常青,就因为因时而变,不断在自身的文化中寻找新的生存发展的要素。

我对我们的祖国充满信心,对中华文明充满信心,所以我对汉字的未来也充满信心。

关于“汉字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机”的认识到这里就结束了,后续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汉字中最难的困境”的干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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