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的个人简介
王家屏生于1535年，在1568年的廷试中得二甲第二，入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权臣高拱的兄长高捷时任江都御史，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王家屏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劝阻，不怕得罪权贵 ，秉笔直书 ，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王家屏担任修选，充日讲官，后升为待讲学士。万历帝钦佩他的博学多才和端庄气质，在众人面前称他为“端人”。1584年，王家屏升为礼部右侍郎，一个月后，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理朝政。1591年秋，王家屏出任内阁首辅，但后因立储之事与万历帝闹翻。王家屏执阁六月，时间虽短，但给当时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1592年三月，连上八疏，最后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致仕归里。1603年卒，葬于山阴河阳堡桑干河畔。著有《王文端公集》14卷、《复宿山房文集》40卷。基本内容
王家屏（公元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山阴县河阳堡人，曾以吏部左侍郎兼东图大学士入予机务，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致仕归里。所以，在广大雁北地区民间以“王阁老”相称。
王家屏出生于一个家道衰落、只能且耕且读的农民知识分子家庭。他天赋聪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13岁为秀才，29岁中举，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他33岁时考中进土，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在史官予修《世宗实录》时，权臣高拱的兄长高捷任职江都御史，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王家屏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劝阻，不怕得罪权贵，秉笔直书，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王家屏担任修选，充日讲官，后升为待讲学士。
明代中叶以后，皇帝的朝讲经筵多流于形式，神宗皇帝对于这种典礼更待以儿戏。但是，每当王家屏开讲，“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万历帝钦佩他的博学多才和端庄气质，在众人面前称他为“端人”。王家屏的为人正直，行止端庄，还表现在他对宰臣张居正的态度上。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到十年，一直担任首辅，神宗非常器重，权倾朝野，谁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居正垂青。就是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张居正生病时，朝内大臣都去看望，有的还到寺院祈祷，奉迎至极，唯独王家屏没有前去。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群臣对他一反常态，倒张的浪潮甚嚣尘上，神宗也撤销了他生前的太师头衔，籍没其家产。但是，在这墙倒众人推、迎合上心的倒张浪潮中，而王家屏又能够秉公持法，对张居正给以正确的评价。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王家屏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为吏部左侍郎兼东图大学土，辅助朝政。王家屏执阁六年，时间虽短，但给当时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明史》卷217）；他恪尽职守，秉公执法，“每议事秉政持法，不亢不随”；他注意处理同内阁诸臣关系，与同僚们和睦相处。
王家屏辅政之时，皇帝就是出名的昏君明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深居简出，成天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大臣们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当时，官僚腐败至极，财政危机非常严重，军备弛懈，土气积弱，加之战争频繁，天灾不断，明王朝正经历着由强盛转入衰亡的时刻。在此多事之秋，家屏步入仕途，纵有天大本领，也挽救不了明王朝潜在的危机。况且，朱翊钧又是个恣意妄为、刚愎自用的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名隹）于仁向他上了“四箴”疏，说他“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论理，这“四箴”疏正切中了朱翊钧的毛病，但他容不得大臣们对他说三道四，震怒不已，非治其于死罪不可。当此之时，王家屏挺身而出，要代替于仁“伏罪”。他说：“思之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所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于仁哉？”（《复宿山房全集》卷四）在以王家屏为首的几个人营救下，于仁虽然被罢了官，总还是保住了脑袋。
根据明神宗的脾气特点，王家屏总结了一条“委曲已开导之，尽力以扶持之，至诚以感动之。其有不从，然后可以强谏力争”的进谏之路。他针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置国尽民贫于不顾，反而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生活的情况，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直言不讳地说：“纵欲败度其源在上”。他针对神宗皇帝不临朝讲，不做典礼，不发章奏、政事皆废的情况，上了“请御朝讲发章疏疏”，认为“堂陛之交所恃以存礼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他针对“武备积弛，士气积衰”的状况，提出了“治之以不治，款之以不款”的方略，主张“置其顺者，剿其逆者，去者不追，来者必拒”的战术。
王家屏作为一个有严重愚忠思想的封建士大夫，一心想重振朝纲，维护其封建统治。但是，他的“犯颜触讳、抗争偾事”，深深触怒了皇帝。为了明哲保身，王家屏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要求辞官回乡，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三月得到朱翊钧允许，告老回乡。晚年，他花了大量时间，收录整理自己写过的文稿，起名为《复宿山房文集》，一直留传至今。
摘自《朔州史话》，书海出版社，1995，武喜荣编著
《金瓶梅》作者之谜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文学界诞生了一部最为引人争议的百回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由于书中大量自然主义的色情描写，使得几百年来，对此书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毁誉不一。
不过，与《金瓶梅》露骨的淫秽描写和低级趣味的刻画相比，它取得的艺术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意是不可忽视的。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一反过去小说中历史英雄传奇题材，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现实社会及家庭生活和世态风情，给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特别是《红楼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连鲁迅先生也认为，它是开了“人情小说”的先河。
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与众不同，因而有关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自然也就一直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热门话题。1931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的“序”介绍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为“兰陵笑笑生”的山东人。尽管这个“兰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总算有了作者的化名。至少，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个版本，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供了另一种的说道。
在明代，凡是见过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没有注意作者的情况。而是他们绞尽脑汁也只能记载一些关于作者的捕风捉影的传说，却无法得知其详确情形。只是在这样的传闻中，谁也不曾提到过有这么一位“兰陵笑笑生”。可见，这个“兰陵笑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现，只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强加上去的，而那个所谓的“序”，则更可能是伪托。
众说纷坛之际，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出现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马永胜先生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山西省山阴县人王家屏。
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背景写的，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人们“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女人写成淫妇，恐怕有悖情理。谁都愿意以家乡的英雄为荣，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所以说，就是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金瓶梅》这种贬鲁人，褒晋人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金瓶梅》100回中，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的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风格；甚至就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人的歇后话，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一般都有雁北特点，如皮袄、毡帽等，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腰子”，这种衣着即便是在山西省的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
《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全书地方色彩很浓，方言、歇后语、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有的猜测说是“山东土白”，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吴语”，但举出的例子却多欠说服力。实际上，《金瓶梅》的方言，纯属山西雁北方言。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经过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比如第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他骂道：“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这句话，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是若用山阴方言一解，这句话就通了。其实，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采取拆字法、谐音法、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鸦胡”，谐音“夜壶”；“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藏头“石朵了”即谐音“拾掇了”。人所共知，夜壶，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性服务，可谓歹毒。“拾掇了”，是山阴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由此例可见，《金瓶梅》一书，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如用山阴方言予以旁释，很容易即可贯通。
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出土长的山阴人。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这种作者语态反映到书中，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语系成为山阴方言语系。
另外，《金瓶梅》中，有许多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是很难以写出如此规范、地道行文的。王家屏的经历，则恰恰是在明穆宗隆庆二年中了进士，当日封官，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及内阁首辅。在他著述的《复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可见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是了如指掌，运用娴熟的。
这样看来，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除了王家屏，别人是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的。近年，在应县开的山西省首届《金瓶梅》研讨会上，中国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教授和许多省内外专家、学者，对马永胜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于全面深入地探寻《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潜在价值，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