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唯七的个人简介
武林唯七（1672――1703）日本义士，孟子后裔，属南支孟忠厚一系。祖父名孟治庵，东渡日本，据其墓碑记载：“治庵名士式，明杭州武林郡人。漂流仕长门国，称孟二官。后仕艺藩为医官，改名武林治庵。明历三年丁酉(公元1697年)五月十八日病死，实亚圣孟子六十一世裔也。”其墓地在日本广岛泰市南汀院。治庵生二子：与一郎、式重。式重又生二子：尹隆、隆重。隆重即武林唯七。唯七仕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为近侍祗候。元禄十四年(公元1701年)长矩被江户幕府的朝使吉良义周谋害致死。公元1702年12月，长矩的家臣、武士们为他报仇，进攻吉良官邸，这就是“赤穗事件”。肇事后自首，于公元1703年2月4日，同时剖腹自尽殉主，死事共47人，称为“四十七士”、或“赤穗四十七义侠”。武林唯七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就义前曾赋绝命诗：“三十年来一梦中，舍生取义几人同。家乡卧病双亲在，膝下承欢恨不终。”关于武林氏后人，有武林吉之丞所作的《先祖由绪书并略系图》，记长支与一郎一系。次支式重―唯七一系不见记载。
基本内容
公元1940年，王梓生氏作《武林孟氏考》颇详。
历史上，在孟氏子孙流寓各地的支派中，有一支较为特殊的，就是东渡日本广岛的“武林”孟氏，其始祖就是明末杭州人孟治庵，因为他有一个后来在日本史上非常出名的孙子武林唯七（即孟隆重），所以诸多文献上都有关于他的一些记载，孟治庵东渡后，先姓渡边氏，后改武林氏，是以乡贯作姓氏。据其墓碑记载：
“治庵名士式，明杭州武林郡人。漂流仕长门国，称孟二官。后仕艺藩为医官，改名武林治庵。明历三年丁酉(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十八日病死，实亚圣孟子六十一世裔也。”其墓地在日本广岛泰市南汀院。
关于武林氏后人，有武林吉之丞所作的《先祖由绪书并略系图》。民国廿九年，孟子庙秘书?王梓生先生（孟子七十四代孙，亚圣奉祀官孟繁骥先生的妻舅）着有《武林孟氏考》，对这段历史作了记录，不过我至今没能找到这两本书。
目前来讲，对于孟治庵东渡日本，有两种说法：
其一，漂流说：“清康熙年间，清政府与南明政府对峙。孟嵩（应为嵩父孟忠厚）十九代孙孟治庵，看到南明政府与福藩、潞藩和唐藩相继覆灭后，不甘心沦为清政府的臣民而东渡日本。”――据孟迈撰写《孟氏南支简谱》
其二，被俘说：孟治庵是在日本权臣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被俘的。
更多的人，从感情上来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前段日子，我收藏了《孟庆棠“为渡边氏”行草立轴》，对孟氏东渡史，更加深了考究的兴趣。囿于手头资料有限，无从着手。
前日，我在凌耀华先生（国学耆宿，一代武林宗师）府上作客，酒至酣处，无意间聊起了这段掌故。出人意料的，凌先生马上说出了“孟二宽”“武林唯七”这两个名字，让我惊叹感佩不已，因为这段太小众的历史，他居然会知道。先生旋即从内室取出其公子凌懿文所撰的《浙江传统武术简史》，翻至“十字摔拿法”章节，赫然得见：
“孟子六十一代后裔，武林（杭州）人孟二宽，与富阳金有光等人明万历时随陈寅战岛山，孟掉队后，寡不敌众。被俘后到日本改名武林治庵。孙武林唯七隆重武士，名重当时（1702）。治庵后人至今犹能摔拿（1986年12月31日《读者新闻》、《每日新闻》）”
八零年代，凌先生去日本访问交流的时候，正好在酒店的电视上看到这段新闻。治庵后人目前保留的十二式摔拿法，与先生的二十一式摔拿法，师出同源，只是略有变化而已，按先生的说法，孟二宽是杭州的“捕快”，古时各地捕快班人少而技精（浙省大县名额为10人），各有自己的心法，实为中国武术之精华。因着对凌先生的尊敬，我觉得凌先生的说法，应为正解。这样的话，又引出了一段与“南孟”子弟有关的，荡气回肠的历史???
明万历二十四年，蓟辽总督邢d在浙中募兵，陈寅与右营游击茅国器各率所部应募。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庆长二年)夏，明、日议和破裂以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再次发兵侵略朝鲜，史书所称的“万历朝鲜之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即日本史称的“庆长之役”。朝鲜向大明求援，明朝调动了川、陕、浙、蓟、辽的陆军和福建、吴凇的水军共14万，再度增援朝鲜。陈寅与茅国器随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朝鲜经略杨镐赴朝支援。明、朝联军决定先进攻只有两万人的蔚山。日本第一军加藤清正占据岛山，筑三寨以固守。
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朝联军总攻开始，突袭蔚山城。城内日军大半被歼，逃回岛山，坚守待援。第二天联军开始围攻岛山外围，游击茅国器率领河南步兵，连破日军新筑的外围三寨。日军坚壁据守，不敢复出。时至中午，明军攻抵岛山寨下，裨将陈寅率领浙兵连破岛山寨二重栅门，将要攻击最后一重栅门时，杨镐见左协副总兵李如梅部队未到，恐陈寅独占战功，忽鸣金收兵。随后，日军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率领援军五万陆续赶到，战场局势立刻发生重大转变，明军由攻势转为守势，统帅部决定撤军，功败垂成。
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毛利秀元等率领聚集在西生浦的日军万余人前来增援，与城内日军遥相呼应。杨镐闻讯狼狈逃窜，日军夹击，明军兵败如山倒，一败涂地，死伤不计其数。《明史?杨镐传》记载：“明年正月二日，行长救兵骤至。镐大惧，狼狈先奔，诸军继之。贼前袭击，死者无算。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断后，贼乃还，辎重多丧失。镐既奔，挈贵奔趋庆州，惧贼乘袭，尽撤兵还王京，与总督d诡以捷闻。诸营上军籍，士卒死亡殆二万。”蔚山之战，明、朝联军阵亡约2万人，日军阵亡约1万人，就双方投入兵力和残酷程度而言，都可算是七年战争之最。
在冬季秀元准备返回日本时，驻留蔚山。在输送兵器前往釜山时，明军和朝鲜军攻击蔚山，秀元返回蔚山救援，成功击退朝鲜军。
《中外古今战端考》记载：“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冬十一月，倭遁去，官兵分道追击，败之，值日本丰臣秀吉死，倭俱而思归。倭渠帅清正，舟先发。总兵官麻贵遂入岛山西夷，都督陈U遣副将义乌倍磊陈蚕、季金等军至，倭无心战，官军烧其舟，贼大败，逸上岸者，尽为陆兵所歼，焚溺者万计。”
“万历朝鲜之役” 持续了7年之久，最终以明、朝两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结束。万历皇帝破例在午门犒赏三军，将平秀次等60多名战犯斩首。《明史》称此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
中朝两国是战胜国，但不具战胜国形象，国运随之急转直下；日本虽战败，但能善于学习。日本在朝鲜劫掠了大量珍贵图书的同时，还把被俘掳的五、六万朝鲜人运往日本。当时在西日本的四国、萨摩、九州岛等地，特别是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将领的领地上，都可以看到数量不等的俘虏，有的甚至有俘虏的集居点。其中“被俘人在萨摩最多”（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219页。）。被俘朝鲜人中，不乏学者、技匠、医者等，这可说明战后朝鲜文化如何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它把从朝鲜战场上劫得的书籍当作宝贝；在朝鲜战场上极端残忍地进行屠杀，但在国内则“优待俘虏”，充分发挥俘虏的才能和特长，利用异国人的智慧来创造本国的辉煌历史。其中有一段，特别耐人寻味：
“在庆长二年（1597）八月十五日的南原城激战中，全罗道兵马节度使?李福男（有“扶余李将军”之称）战死之前，把儿子李圣贤交从者脱逃，不幸被毛利辉元（毛利秀元之养父）的部将俘去日本。李氏家族后来从事医务者众。由于李圣贤在被捕来日时，遇到明人孟二宽，传其“枇杷叶汤”药，后就与“龙王汤”一起成为长州藩的二大名药。此后，这个李家后代成为毛利藩主的家医，藩校医学馆的教授。”（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58―759页。）
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硕学德富苏峰曰：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 “决不是徒劳无益的”，是一次“奢侈的海外留学”（注：前引，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朝鲜役下卷），第734页）。这种善于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民族习性，不仅让战时的动荡和荒芜景象得到改观，而且对其以后的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繁荣本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兴旺至关重要。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在近代落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综上所述，明人孟二宽的人生轨迹，昭然若揭：在浙兵将领陈寅的招募下应征入朝参战，蔚山之战明军受挫以后，落单被俘，掳往毛利辉元的领地长州藩?长门国，而后又仕艺藩为医官。长门国，在今山口县的西北部，艺藩就是与长门国毗邻的安艺国，在今广岛县的西部，武林唯七的主公浅野长矩的祖先浅野长政就是安艺国广岛浅野氏的支流。
窃以为，孟治庵东渡扶桑的原委，至此，可以尘埃落定矣。结果并不是让人满意的漂流说，不过，历史往往就是那么残酷。就像当年明月所言：看了一辈子的史书，读到的只是“悲剧”二字。很难想象，孟二宽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国民，同时又是一个战俘，在异国是如何思念他的故土杭州，造化弄人，命运的安排，何其纠结。就在当下，更能感悟《孟庆棠“为渡边氏”行草立轴》题诗的意境所在了：
一为迁客去长沙， 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一九九五年，“武林”孟氏七十二代“宪”字辈的后裔山田一彦，由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孟翔陪同，来华访问，实现了他寻根问祖的夙愿。此孟翔非彼孟翔，同名同姓而已，予自行揣测，天意昭昭乎？
孟翔
2012-5-25夜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