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匡（1917－2003）的个人简介
王匡（1917－2003），广东东莞人。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任周恩来秘书。筹备新华社临时总社。参加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发表了《南征散记》、《跃进大别山》、《蒋管区农村见闻》等著名新闻通讯。解放后历任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社长，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参与创办《羊城晚报》。1977年起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后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寻觅足音
南方日报：白手起家创办的产业
王匡是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任社长，为这份报纸的发展也是倾尽心血。带着对王匡的敬意，记者重新走访了南方日报社以往的办公地址，希望从这些旧址中，一窥这位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痕迹。
《南方日报》创刊时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址。这座破旧、狭窄的四层楼房，坐落在广州光复中路（后改名为光明中路）48号。1950年5月1日，军管会增拨了沙面复兴路42号前万国宝通银行旧址给报社，作办公和排字之用（印报仍在光复中路48号）。1953年，斥资100万元，在西堤新基路37号建了一幢新楼，同时在西堤二马路新建了印刷厂，这才开始有自己的产业。
印刷设备也是从无到有逐步添置的。创办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未及撤走的3台对开活版铅印机和一台抗战胜利后便没有使用的旧低速轮转机。印刷工人发扬了当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复好这台轮转机和另一台接收《前锋日报》的低速轮转机。这两台“老爷机”便担负了1952年前的报纸印刷任务。
据报社的老同志介绍，在这之前，经过朱德总司令批准，于1950年用党费从香港购进原天津《大公报》一台美国司高脱铅印轮转机（理论时速24万份）。这台轮转机于1951年运抵广州时，由于美帝国主义封锁，不给安装图纸，使安装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后来，在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机器安装起来，于1952年胜利试机投产，成为当时远东地区印报能力最强、印刷机时速最高的印刷厂。
电话通信设备初期只有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台20门电话总机，1954年更新了一台上海产的50门总机。这个时期的交通工具也较少。只有旧的福特、霍素小房车各一辆，美制威利士吉普车一辆，大货车只有两辆，一辆为斯蒂蓓克旧车，另一辆是由大客车改为货车的道奇T118.记者外出采访，往往要靠步行。
家乡情怀
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
身为东莞人的王匡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王匡生前最喜欢买书，在晚年，他把自己毕生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家乡，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后又发还给他的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在图书馆专设“王匡书室”，为其珍藏展览，以育后人。王匡书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读书笔记、名人赠书，第二部分是珍藏图书，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画册。赠书中有珍藏的图书：《上海博物馆藏画》、《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珍藏的画册：《广东省名画家选》、《广东书院画集》、《关山月画集》、《徐悲鸿油画》、《李铁夫》、《潮汕国画家选集》、《明清广东书法》、《张大千画集》、《邓白画集》、《关山月旅美写后画集》、《美国名画原作展》、《潘天寿作品集》等。
建国后王匡多次回莞。建国初期，东莞的可园曾做过敬老院、幼儿园、小学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园的设想。1965年在陶铸的关怀下，由当时的东莞县委林若直接领导修复可园。
钩沉辑轶
曾被毛泽东单独召见
王匡毕生曾见过毛泽东两次，一次是王匡二十岁在延安抗大做红军老师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几个教员谈如何教好文化课的问题。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广州珠岛宾馆单独召见王匡。王匡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才二十岁，到第二次见毛泽东时，已经四十岁，估计毛泽东也忘记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见过这位红军教员。1958年被毛泽东召见的时候，王匡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次相当的意外，王匡没有任何的准备，他和女儿正在家里吃午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他立即到珠岛宾馆去，说北京来的客人要见他。王匡问是谁，对方说你来了就知道。没想到这位客人竟然是毛主席。王匡的习惯是将黑布鞋后跟踩在脚下，当拖鞋穿，他一见到毛主席当即狼狈万分，第一时间蹲下去将鞋后跟提上来。谁知毛主席对他说：“王匡同志，就这样吧”。
那次毛泽东单独见他，但并没有吩咐特别的任务，也没作出工作安排，只是问他过往的经历，问他有没有读过马寅初和凯恩斯的书。王匡回来后也不太明白毛泽东的意图，但估计是毛泽东想对负责宣传工作的人才进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个可用之才。
冲破阻力重版35部名著
“文革”后，王匡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时，作出重新出版35部名著的决策，而且还用了印毛选的纸张。
这个决策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冒险的事情，如果当时政治形势再有变动的话，这两条都是“死罪”来的，但王匡就是这样，完全豁出去了，不会因为受到“文革”的迫害，而改变自己的追求，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信念和真理选择，这也是儿女最敬佩父亲的地方。
重印这批书籍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究竟哪些书可以重印，哪些书不能重印呢？由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真叫人疑虑重重，迈不开步子。想来想去，王匡就先从马克思肯定过的书、列宁肯定过的书、毛泽东肯定过的书入手，后来确定了35部中外名著。
其次的难题就是缺乏纸张。“文革”期间因为长期不出书，仓库里根本没有储存的纸张，加上纸厂全部停工，仅存在仓库的8万吨纸全部是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的。王匡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会涉及到“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庐山会议等问题的评价，这些问题中央都还没有做结论，为此，王匡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吴冷西、胡乔木商量。吴冷西笑笑不回答，胡乔木则说：“u2018毛选u2019四卷编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编得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编出来。”虽然是这么说，可这些纸是专门为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准备的，谁敢动用“毛选”的纸呢？“毛选”印不出来岂不是要你负责吗？这个罪名可不小。于是王匡连夜进中南海，请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从汪东兴那里拿到了纸，书终于顺利地开印了。
这批书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发行。售书的第一天，对广大读者来说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通宵排队等候书店开门。书店里人头涌涌，摩肩接踵，新华书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买到书的人满头大汗，如获至宝地捧着一尺来高的一大叠书从人群中挤出来，心满意足地走出店门，口里说要留给儿子看、留给女儿看。对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会上有口皆碑，普遍赞扬。这批书出版后，很大程度缓解了书荒，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书籍如饥似渴的需求，给出版界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