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昌的个人简介
王永昌，原名刘来智，曾用名王德，男，1901年生于山东省寿光市（原山东省寿光县）北洛乡野虎村，抗日救国会主席。1937年6月，下江特委分局派刘忠民来绥滨配合王永昌开展工作。7月在曲家窝棚建立起中共绥滨县委员会，王永昌任县委书记。王永昌先后作过中共富锦县的特派员、中共绥宾县委书记、中共萝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和冯仲云率领的部队一起西征，任中共北安县委书记到解放。
简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青年时代的王永昌来到汤原县，积极的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汤原县中心县委派他到绥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主张。
1933年，王永昌在大成号村发展党员，建立起绥滨县最早的党支部大成号党支部。
1934年调回汤原县，经省委短期培训后，以 王德为名被任命为汤原县抗日救国会主席。
1936年春，王永昌又被派回绥滨。
1937年4月王永昌组织起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帘区抗日游击队。
1937年 2月在王永昌的策划下，缴了北大柜屯的警察队和自卫团的械。随后组织起游击队。王永昌又亲自指挥游击队，以里应外合的方式缴了绥东警察署和自卫团的械。
1937年7月建立起中共绥滨县委员会，王永昌任县委书记。
1938年11月抗日联军六军西征，王永昌随军部西征。
1939年到北安县李殿芳屯进行抗日活动，建立了 抗日救国会，继续组织群众为抗日部队送粮、送药品等。
1940年李殿芳屯抗日组织遭到破坏，大批抗日人员被捕，革命群众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王永昌保护下来。
一九四二年，正是对敌斗争的艰苦时期，王永昌同志为了继续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进行了频繁的工作。为避开敌人的搜捕，他机智灵活、巧妙地化装成各种人物，有时挑担卖菜，有时到城里小酒店以当伙计为掩护坚持开展地下斗争。每到一处就积极向群众宣传无产阶级革命道理、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是当务之急。经过他的宣传和教育，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北安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一九四五年底，北安县解放，了中共北安中心县委，辖通北、德都、克东三县，王永昌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县大队政委。王永昌同志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带领干部深入农村和工厂，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发展党员，并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打击剩余土匪，还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王永昌同志任嫩江省农业厅长，一九五二年王永昌同志因患骨癌，经医治无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北安的解放、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北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建立抗日救国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王永昌来到汤原县积极的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汤原县中心县委派他来绥滨，开始在中兴镇以开小铺、做豆腐、卖麻花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抗日救国主张，经常活动在中兴镇、大成号、河泉、福太、德胜、富山一带。1933年，王永昌在大成号村发展肖文泰、徐连成入党，建立起绥滨县最早的党支部大成号党支部。
1934年调回汤原县，经省委短期培训后，以 王德为名被任命为汤原县 抗日救国会主席。
组织起抗日游击队
1936年春，王永昌又被派回绥滨。他仍以卖麻花、卷烟为名，背着箱子在绥滨各地与地下党员进行联络，在二、三、四区一带，继续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抗日救国。由于王永昌的影响和活动，1937年绥滨抗日组织壮大起来，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
1937年4月王永昌在三区曲家窝棚(今望江村)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救国会、儿童团。5月份又在四区王大房、守护屯、西小山、沙院里组织起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帘区抗日游击队。
1937年 2月在王永昌的策划下，河泉屯的进步青年刘成贵、李晨家等人组织起来，用大刀、红缨枪为武器缴了北大柜屯的警察队和自卫团的械。随后组织起游击队。王永昌又亲自指挥游击队，以里应外合的方式缴了绥东警察署和自卫团的械。
王永昌至绥滨后，对中侠、助国、全胜等抗日义勇军做了大量争取工作， 终于于1937年6月配合六军派来的高玉斌将他们改编为抗日联军六军五师。
任县委书记
1937年6月，下江特委分局派刘忠民来绥滨配合王永昌开展工作。7月在曲家窝棚建立起中共绥滨县委员会，王永昌任县委书记。县委建立后，党组织发展很快，党员由20多人。发展到80多人。8、9月间先后建立了绥滨、绥东、联区、萝北 4个区委。县委利用唯一的一部油印机，办起了小报在各处散发，教育人民群众，组织抗13力量。此时人民群众抗13热情高涨起来，游击队、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活动非常活跃，经常为抗日部队送衣、粮、枪支弹药、药品，并掩护伤员、家属。
1938年11月抗日联军六军西征，王永昌随军部西征。
1939年到北安县李殿芳屯以给尚大师夫做饭，种瓜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继续组织群众为抗日部队送粮、送药品等。
1940年李殿芳屯抗日组织遭到破坏，大批抗日人员被捕，革命群众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王永昌保护下来。“九?三”后，为纪念这个屯群众的革命精神，将李殿芳屯改名为革命屯。
1945年王永昌出任北安县县委书记。
1949年 5月15日黑龙江省与嫩江省合并，省会设在齐齐哈尔市，王永昌调往齐齐哈尔任省农业厅秘书科科长。
1950年 6月调省监察委员会任秘书科科长。
1952年春因患骨癌病逝。
王永昌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绥滨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创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敏回忆片断
王永昌同志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地方干部，先后作过中共富锦县的特派员、中共绥宾县委书记、中共萝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和冯仲云率领的部队一起西征，任中共北安县委书记到解放。
王永昌和夏振华他们对这里的地形特别熟悉，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走了两天一夜，夜晚住在了一个废弃的地窨子里。
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这儿等冯政委回来。
第二天，王永昌给大伙开个会。
会上王永昌说：“冯政委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咱们得把过冬的粮食先解决了。”大家一致赞同，就这样，白天我们休息，等着夜晚再出发。这里有一挺轻机枪，周云峰说：“小李子会用机枪，她在机枪班呆过，给她用吧。”大家都没意见，机枪归我了。
冬日天短，天刚傍黑，安排了夏振华看家，我们就出发了。怕冯政委他们回来扑空，所以才安排个看家的。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王永昌带着我们顺着梧桐河往东北方向走去，我和柳明玉俩换班扛着那挺轻机枪。走了有大半夜，远远的看见前方有一点微弱的亮光，王永昌指着那个亮光说：“到了。”我们径直奔向那里。
我们进了一座土屋，屋子不大，点着一盏微弱的小油灯。屋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老乡，王永昌喊他王马掌，他喊王永昌“刘麻花”。这个地方是炭窑，王马掌以前给人家的马钉马掌，现在是一名烧炭工。
看来，王永昌和他挺熟，进了屋就张罗：“王马掌，给我们弄点吃的吧。”老王高兴地答应着，给我们煮加了芸豆的苞米粒粥，还有萝卜条咸菜，好久没吃这样的饭菜了，我们吃的那个香啊。
春天的时候，王永昌曾经给过王马掌一点钱，让他买种子种玉米，留着冬天用。王马掌种的玉米今天派上用场了，他把玉米棒子都埋在了地垄沟里，上面盖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在地垄沟里刨出了玉米棒子，装了三个半袋子。王永昌掂了掂袋子说：“这点东西也不够过冬啊，咱们先回去三个人，剩下的人跟我去个地方想法子再弄点粮食。”
在老王的家里，我们看到了王永昌的全套行头，一件偏襟的大棉袄，一副卖麻花的挑子还有一把号。
周云峰、栾继洲背着玉米回营地了。我们在老王的家里呆了一白天，第二天晚上，天大黑后，老王套了一副马爬犁拉着我们上路了。
马爬犁奔驰在梧桐河上，天黑漆漆的，后半夜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好像是刚刚圈起来的围子，这个围子不大，场院设在围子的外面。到了这里，王永昌领我们来到了看场院的老宋家，老宋家就一个老头，五十多岁了，他告诉我们现正在打场并指点了场院的位置。
我们迅速地摸到了场院边上，王永昌安排我带着机枪在一个草垛后面站岗，他领人装粮食。
夜，静悄悄的，我耳边只听刷刷刷地装粮食声。这时，从南边影影绰绰地好象走来一个人，我立刻警觉地把枪端了起来，王永昌也看见了，他迎了过来，到了那个人的跟前。
“你地，什么人的干活？”啊！原来是一名日本鬼子。
“我地，老博带（雇工）地干活。”王永昌忙答话。
“良民证地有？”
这时，老宋也赶忙走了过来对答：“他地，是我地老博带地，良民证有，有啊”，一边说一边掏良民证。
王永昌也假装在掏，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掏出了一把三棱刺刀，“扑”的一下就刺中了那个鬼子的心口，那个鬼子“哼”了一声就倒了下去，王永昌和老宋赶忙把他拖进了草垛里。
原来出发时，我扛着机枪，我带刺刀的马枪给了柳明玉，王永昌把枪上的刺刀卸了下来，揣在怀里。
刺死了鬼子，王永昌催促着：“赶紧装，赶紧装，”场院上的东西不多，一共装了两麻袋。这时，老宋头从家中又牵出了一匹马，两匹马都套在了爬犁上。
我们装上了麻袋，上了爬犁，王马掌鞭子一甩，马车飞快地驶出了场院，往前跑出不远就上了河套。
两匹快马在冰面上奔跑着，天蒙蒙亮了，冰河两边的树木向后面倒去。跑着，跑着，一座大山拦住了去路， 王永昌喊：“停！”飞驰的马爬犁停了下来。
王永昌指挥我们把粮袋子藏到了河边的倒木下，并盖上雪。然后他说：“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老王和老宋，你们两个赶着马爬犁往南走，我们爬山。”老王和老宋答应着，赶着爬犁飞快地跑远了。
王永昌又和我们几个说：“听我指挥，咱们分散开爬山，小李子、柳明玉往东奔山顶上，老朴和老杨（杨聋子）往西奔山顶，我走中间。一会我打第一枪，你们再开枪，等听到我吹冲锋号时，你们就往山顶上撤，到那集合”
我们答应着“是！”开始行动了。
这座大山，东西两侧都有树，中间是放木头的路。我和柳明玉串着树空往山上爬。到了半山腰时，我们看到冰面上有几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多，敌人的马队果然追了上来。马队到了山跟前顺着中间放木头的路向山上爬，我的心也“突突突”地蹦到了嗓子眼。
我们躲在树后面看，王永昌已经把前面的敌人放过去六、七个了，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不开枪？突然他的枪响了，枪声响处，一个鬼子从马上栽了下去。听到枪声我的机枪也“嘎嘎嘎”地响了起来，老朴那边也打响了。
敌人的战马“咴咴”地叫着，围着那个尸体直打转，其它的战马也都在原地打转，不肯前进。冲在前面的敌人听到我们东西方向和正面都有枪声，也不敢再往前走。这时，王永昌的冲锋号吹响了，敌人听到号响，掉过头去，没命的向山下跑去。我们听到号声，也边打边往山顶撤去。
五个人，三路人马在山顶集合了，站在山顶上，我们哈哈大笑。趁着敌人还没省过味的时候，我们赶紧转移了。
估计敌人还在附近，我们没敢回王马掌那里，直接去了炭窑，在窑洞里呆了两天，看看没什么动静，第二天晚上，才又回到王马掌那里。到了第三天，老王和老宋也回来了。原来那天他俩拐个弯，回炭窑拉了一车炭，进了个镇子把炭都卖了。在镇子里的时候，老百姓们轰轰的都在传说，说赵尚志从苏联带着一万多人回来了，说赵尚志带着部队打了日本子的“开拓团”，打死了不少的小鬼子。
听到这个传说，大家十分开心。我们问王永昌：“在山上，为什么你不打前面的敌人啊？”他说：“鬼子的大官都在中间，我那天打死的鬼子，起码也是个中队长，擒贼先擒王，把他头干掉了，他们还不乱了阵脚啊。”
呵呵，我这个王叔叔啊，别看眼睛小，心眼可不少。
过了两天，王马掌套上爬犁把我们埋在倒木下的粮食拉了回来，那两麻袋里有少量的稻子，其余的都是高粱。他这里还有一盘碾子，我们在这里拉磨推碾子，把稻子和高粱都碾成了米，高高兴兴地背回了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