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辉的个人简介
王幼辉，男，汉族，1934年11月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员。1957年9月参加工作。福建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大学文化，农艺师。
曾任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人物简历
1953年至1957年，在福建农学院农学系学习。
1957年至1967年，河北省正定县农业局、朱家庄公社技术员。
1967年至1971年，“文革”中受冲击，下放劳动。
1971年至1980年，任正定县曲阳桥公社技术员，县农科所技术员、副所长、农艺师。
1980年至1981年，任正定县科委副主任。
1981年至1983年，任正定县副县长。
1983年至1991年，任河北省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1年至1995年，任河北省政府副省长，省九三学社副主委。
1995年至1997年，任河北省七届政协副主席，省九三学社副主委。
1997年至2003年，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省九三学社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特殊交往
原河北省副省长王幼辉：我与习近平的交往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曾经同事。一起工作的日子，给我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近平同志是1982 年月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当时我是正定县副县长。由于工作出色，一年后他任县委书记，1985年离开正定，调往厦门任职；我于1983 年被选拔为省人大副主任。虽然我们同事时间不长，但因为彼此都在河北工作，从1982年至1985 年这4 个年头，我们的接触和了解还是比较多的。
质朴、儒雅、稳重的年轻人
1982 年3月底，我在石家庄地区举办的英语学习班学习，县里通知我回正定参加一个关于引进项目的会议。开会时，我发现班子里有一位个子挺高的年轻人在场，他穿着一件绿色军装，看上去不像干部。我就问坐在旁边的石家庄地区徐副专员，那位穿军装的年轻同志是谁，他说是从北京部队下来的，现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我才知道，这位穿着打扮像个炊事班长的小伙子，原来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近平那时虽是个年轻干部，但在我印象中，他为人处世却很稳健。作为年轻人，他身上更富有朝气和活力，有时候也会流露出很青春的本色。正定县当时有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任县文化局局长，叫贾大山。近平在任期间，比较关注知识分子和拔尖人才，也很关心大山的工作和创作情况，并且他们之间私交很好，多年保持着联系。大山生前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近平到大山家里聊天，返回机关时已是深夜，机关的大门关闭了。为了不打扰门卫，近平蹲下身子当人梯，让大山踩着他的肩膀翻进大门开门，然后才悄悄地回到房间。
1997年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得知贾大山身患绝症后，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时间，专程到协和医院去看望大山。那年的正月初三，他来正定看望老干部时，又到家看望了卧病在床的贾大山。当听到大山病逝的消息时，他和夫人彭丽媛托人敬送了花圈。
近平虽是干部子弟，但他做人很低调。他下过乡，吃过苦，在最基层劳动锻炼过，和老百姓有接触，有生活体验，他身上平民气息重，能团结人。在工作中实际接触以后，我丝毫没有觉出他有干部子弟的派头。平日里，他总是穿件军装，脚蹬大头鞋，一举一动都是复员军人那样普通。
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土”，但近平身材高大魁梧，透过他朴素的外表，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神韵和教养，这种说不出的气质，使人见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敬佩之情。那时，我们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都在大食堂吃饭，不管是县级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大家都在窗口排队买饭。近平和大家一样，都是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饭桌”上吃饭，边吃边说些工作上的事或拉家常，近平给大家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温和儒雅，和蔼可亲，他还有个好习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当年我和近平下乡时，很少坐吉普车，经常骑着自行车在乡、村里走村串户，遇到河滩地、泥泞地，我们都扛着车子走。他说幼辉，你在正定工作已经20多年了，我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你可以带着我多看几个地方。并再三告诉我：到乡、村、生产队去，顶多介绍我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千万别再提其他什么。他从不愿意别人提及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在乡下吃饭时，不论是在乡镇食堂还是在百姓家里，我们每次都是自己买饭票或吃完后留下几毛钱和半斤粮票，决不搞任何特殊。我记得那时近平到村里，最爱吃老百姓家的玉米饼子和小咸菜。
有一次我到正定县去看他，到饭点了，他掏出5 块钱叫服务员到街上去买两个罐头，我记得很清楚，是一小罐鱼罐头和一小罐牛肉罐头。在他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有一个小柴油炉，这在当时用得很普遍。因为近平经常下乡，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在办公室用这个炉子煮挂面，然后拌酱吃。那天，他就用这个炉子煮了两碗米饭，并对我说，一人就一碗，多了煮不下。没有汤，一人一杯白开水，我们俩很快就把两个罐头消灭光了，那顿饭吃得很开心。那是1983 年的事，有罐头吃，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办公室，一位省人大副主任和一位县委副书记，不打扰任何人，吃了一顿很愉悦的午餐。那时候不像现在吃饭，有人频频敬酒，实在吃不消。
大事难事有担当
习近平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期间，注重发展商品经济，抓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了中国正定旅游模式；支持老干部工作，尤其在关心百姓生活、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显出了他自己的风格。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在公车、办公用房比较紧缺的情况下，他先给县老干部局买了一辆小轿车让老干部用，自己坐的是国产吉普车；他还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作为离休老干部的娱乐活动室。
众所周知，正定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和粮食生产大县，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跨长江、过黄河”（亩产达到800 斤）成为我国北方产粮大县，但那时只抓农业，看重粮食生产，忽视了多种经营，农民并不富裕，成了有名的“高产穷县”。
我任副县长时，全县有52 万亩耕地，42 万人口，全县每年上缴征购粮食7000 万斤，每亩粮食种植面积负担约233 斤。为了保证征购，县里不得不压缩其他经济作物，如棉花，那时顶多种上12 万亩左右，农、林、牧、副不能平衡发展，因此就发生一些奇怪现象。
如当时闻名全国的“农业学大寨”典型正定县三角村党支部书记曾告诉我，一些农民为填饱肚子，还到外县去买山药干来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早有察觉，原县长程保怀就说过，不解决高征购的问题，要提高正定县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好说。
但这种敏感的事情，谁也不愿主动向上级反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多次与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一起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中央派出调查组核实后，终于把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 万斤。
这件事关系到正定县42 万人的利益，由此可以说明近平工作大胆，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实，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说：“到底是北京来的干部，有魄力。”
提起正定县的经济发展，不能不谈到当年崛起的旅游事业和近平创建的“中国正定旅游模式”。正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城内荟萃着唐、宋、元、明、清各代不同风格的古代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众多，仅城内的寺院就有隆兴寺、临济寺、元宁寺、开元寺等，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故而被誉为“古代建筑博物馆”。
1983 年，近平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开始酝酿发展正定旅游业。当时，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投资方决定投资80 万搭建荣国府临时场景，拍完再拆除。近平得知这一消息后，设法把剧组拉到了正定。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保留下来的旅游资源，不如借机建成实景，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增加投资300 多万元，投资方仅投80 万元，剩下的资金由正定县自己筹备。消息传开，正定县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县常委班子也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为此，近平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近平提出了还是建真景合算的建议，反对者认为风险大，投资多；近平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在和县长程宝怀同志达成一致意见，并征得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后，他代表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兴建“荣国府”的决定。
事后我问近平，你怎么会有那么大胆的想法，他说荣国府距隆兴寺很近，今后凡是到隆兴寺旅游的游客一定会到荣国府去看看，如果再建一条荣宁街，那么隆兴寺、荣国府、一条街、花（华）塔就成了正定县的一条旅游线。这样一来，游客既可以在正定待上一天，又可以发展餐饮业和其他产业。听了他的话，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前瞻意识和工作思路。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据资料统计，荣国府接待游客最多的时候达每年150 万人次，仅头两年就还清了贷款。荣国府为正定县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游客如织，各地的考察团也蜂拥而至，旅游业又带来了餐饮业的繁荣，“中国正定旅游模式”由此被命名。
习近平刚来正定时，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正定县公路管理当时存在五大问题：一是公路上打场晒粮成风；二是在公路上堆土堆粪成风；三是在公路上支棚建房摆摊售货成风；四是偷盗行道树木成风；五是交通事故频发。这不仅阻碍了车辆畅通，而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为扭转这一混乱局面，近平针对五大问题，明确提出要在公路上做到“六无”“四好”：无打场晒粮、无堆土堆粪、无摆摊设点、无开沟引水、无碾轧柴草和灰渣、无侵占公路路基；做到路政管理好、路面养护好、行道树木管理好、交通秩序好。他说我们建设文明路不单是爱国卫生阶段，要提高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我们不能刚刚摘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又戴上了“高产脏县”的帽子。全县干部群众经过十个月的努力，使正定县“脏、乱、差”局面有所改观，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之所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第二故乡”情节。滹沱河畔、田间地头、袅袅炊烟、青青杨柳都记录着那段奋斗的岁月。
我也时常想起近平喜欢的苏东坡《晁错论》中的一段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高级干部，“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是题中应有之意。
接受采访
2009年9月，原河北省副省长王幼辉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问：你当时从正定的副县长一下子就连升四级，到省人大当副主任，这个过程反映了干部年轻化，您是当事人，请把这个过程介绍一下？
答：我是81年初当的副县长，82年83年抓农业工作，正定县农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大家认可的。有一天我去开会，一个很熟悉的副省长的秘书，散会后在门口碰了我一下，告诉我快要升大官了。我说，升什么大官？他因为有事马上跑掉了，我就没把它放到脑袋里。因为在这个之前，石家庄地区叫我去当农业局的副局长，正定县不放我。说当副局长和副县长是一个级别，是平调，我们不放你走，除非是提升。我跟县书记说，我也不愿意走，我也愿意跟你们一块干。过了几天，在石家庄开会，我们有个县委副书记跟我讲：你要离开正定了。我问上哪？他说，你猜上哪？我说，我猜是当科委副主任。因为我是抓科委工作的，又当过科委副主任，并且跟（省）科委的同志一块到南方参观了20多天，他们都很了解我。而且那时科委主任是刘子厚的爱人，她老是叫我小王小王的。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叫我到科委当副主任去。他说：不是，往上再猜猜。我想：往上再往哪里猜啊？我又不是共产党员，省委四大机关，省委我不能去吧，政府、人大也不行。我说：要不然就是叫我到省政协去，因为省政协是民主党派之家，可以去。他说：不对不对，叫你去当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农科院的副院长。当时我就很奇怪，我57年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到了正定县工作，从农业技术员一步一步升到副县长，这已经是很出奇了，还要再往上当（官），我自己想都没想到。过了几天，我在报纸上看见，石家庄人大代表团有我的名字。在开会的时候，我又被选为大会常务执行主席，共14个人 ，坐在前边一排。这14个人大会常务执行主席就是将来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候选人。当时，有的同志年纪实在是太大了，潘承孝已经90多岁了，上台都要人扶着。还有两个近70 多岁了。我坐在最边上。主席台下人们说，最边上那个年轻人是谁？我在正定县很出名，在全省可不出名。所以代表里边有人问我是谁？后来，代表团里我们有个老县委副书记杨蔡奎，后来当了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向大家介绍我――王幼辉，大学毕业，到正定县工作很努力、很有成效，推广“麦茬稻”。他这么一宣传，会议简报再一出来，大家都了解我了，大家都选我。我记得是1200多个代表，我得了1200多票，可谓是高票当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直当了8年。后来又当了一届省政府的副省长。到60岁的时候，我又转到了政协，当副主席，以后我又当全国人大常委。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始终有个解不开的迷：谁推荐我当官的？我没有亲戚朋友，省里面的领导一个也不认识，也不好问这个事情，心里面一直有个疙瘩。直到去年，我看到白石写的一篇文章。因为白石同志也是那年提上来的，当时提上来的是8个同志。白石同志这篇文章中说：当时中央提出干部要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根据这三个条件，大家来推荐干部。据说推荐了好几百人，在几百个人中层层筛选，最后筛选到40个人。又从这40 个人中来选举这8个人，我们这8个人没有一个是领导身边的人，级别最高的是连松同志，副厅级干部，石家庄市副市长。其他都或是工程师，或是处级干部。比如杜竟一是高级工程师，都本洁是心脏病专家，其他的都是处级干部。
问：那个选拔过程是怎样的？
答：我听说是海选。各个单位选了以后交材料。
问：最初一级是哪一级？
答：听说是从县一级和各个市一级、还有部门推荐，推荐要根据这三个条件：年轻化、专业化的，工作要有成绩的。革命化，首先思想要可以的、要过得硬的。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呀，我恍然大悟。原来并不是有哪位领导喜欢我、提拔我，把我选上来了，而是当时要求注重使用知识分子，根据这3个条件选拔研究的。当时8个人中5个党员3个群众，选上去了以后有4个人当了省委常委。后来有两个人当了省委书记，有一个人当了政协主席，有一个人，也就是我当了全国人大常委，都本洁当了全国政协常委，白石成了一个有名的作家，写了本好书，听说又在写自传体的小说呢，我希望他写作成功。
问：作为当事人之一，对当年这场比较重要的改革，如何评价？
答：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这8人都是平常的干部，级别不高，也没有任何的裙带关系，没有后台老板，这样选的干部比较公平。因为大家要讨论，还要考察，你选得不能说就是你的，还要进行考察。所以我认为这种干部体制是可以的，是其中一种方式，不是说我们所有干部都是这个样子，那不一定，但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是可以借鉴、可以发扬的。
问：河北省是怎么想到要办吴桥国际杂技节的？
答：我记得是1983年底，快要过圣诞节的前夕，刘秉彦同志，一个开拓性非常强的知识型的老干部，他说：“改革开放好几年了，你带队，跟人大常委和一批委办主任十几个人，到南方去转一次。比如深圳、广州去看看，他们的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就由我，还有赵卓云，还有都本洁，我们三个带着十几人，到了广州、深圳、珠海。那个时候的深圳跟现在的深圳是不可比的，但比石家庄已经跨了多少步。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向我敬酒，他说：王主任，河北省了不起呀！我说河北怎么就了不起呢？他说：你们河北省的乡镇企业搞得太好啦。我问：乡镇企业搞得太好，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一个庄、一个村，都可以组装电视机出口欧洲、出口英国，非常了不起。哎呀！我就知道啦，他讲的是环宇电视机厂。当时环宇电视机厂就在石家庄，他把石家庄真的当成农村啦。这句话给我打击很大。我们石家庄难道就这个知名度？就是被看成一个村吗？
还有，我到上海去，我是上海长大的。上海的路名都是以什么省、什么地命名，个别的是用名字，比如说：张自忠路。有石家庄，但叫石门一路、石门二路，这个石门就是石家庄。前几年农村老农民赶集，他不说是到石家庄玩，他说是到石家庄赶集。所以，我就跟一个姓倪的副市长说：老倪，你能不能把石门一路、石门二路改改，改成石家庄一路、石家庄二路？我们现在不叫石门了，现在叫石家庄，是省会。他想了想说：你这问题我得考虑考虑。后来说这样改太复杂了。要改成石家庄，我们那个区所有的匾牌、所有的东西都得改，那得花多少钱？反正石家庄过去就叫石门，算了吧。作为河北省的一个干部，身处石家庄市，石家庄的知名度就是这个样子啊？对我打击很大。
我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叫戴维斯，他想到石家庄来投资，搞点项目。有人就劝他，不要到石家庄的农村去干，要到城市去投资。石家庄在外国来讲，“庄“就是village ，农村！我总觉得蛮丢人的。所以想，石家庄的知名度应该提高提高。怎么个提高、怎么来宣扬？我和旅游局的朋友、文化厅的朋友在一起讨论，我说文化系统能不能搞个什么花样？咱们石家庄、咱们河北到底有什么东西？中国杂技学社的负责人叫汪峰，他说：石家庄有杂技，你们河北有杂技，吴桥就是杂技之乡。受到真正表扬的，还就是吴桥杂技之乡。我说：何不把这个品牌打出来搞个事业呢？但怎么搞，我们就晕了。后来，我们正式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跟占祥说了一下，因为他是管文化的副书记。占祥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委托我跟有关人员座谈。我记得那天有我、吴成，文化厅的副厅长，已经去世了。还有王元、陆正，旅游局（时称省外事旅游侨务办公室――编者注）的（副）局长（副主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能不能办一个杂技节，叫吴桥国际杂技节，请外国人到我们这来表演？大家说行，咱们还没有杂技节呢，中国也没有杂技节。后来我们把这个意见向占祥同志汇报了，占祥同志当然高兴了，他说可以。我们几个人就大胆的写了一封信，提交省委、省政府，办吴桥杂技节。但当时省委、省政府说，本届政府不搞杂技节。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
这是1985年的事情了。过后，我们几个人还老想着这个问题。旅游局的老局长王元，今年已经80多岁了，当时50多岁，他说办不成吴桥国际杂技节我死不瞑目。86年、87年，高占祥调走了，李文珊来了。李文珊同志是个文人，对这个事情很敏感，他说，这事太好啦，一定干！
1987年的春天，省里批准办吴桥国际杂技节，但当时不是以政府的名义出面的，而是以对外交流协会的名义，加上文化部的外联部、艺术部，以及我们省的几个厅局和石家庄市，这么多单位联合起来搞。为什么不以省政府的名义办？因为我们第一次办，还不知道是办好还是办坏呢，留个退路。即使办坏了也不过是个河北省对外交流协会名义办的。
87年开始办第一届，在体育馆办的，邀请了7个国家，国内也有几个杂技团。
问：当时是第一次办这样大型的国际活动，是不是有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答：当然，到底怎么办，一个是没经验，第二个是没钱。要花多少钱？我们测算了一下，大概要花几十万。87年花几十万可是个大钱儿了。一方面，政府给我们一点，第二是做广告、拉广告，特别成立了一个后援委员会。后援就是后台支持，任务就是拉赞助。当时后援会的主任是尹哲，我是副主任，我们的任务就是请客、吃饭。请这些企业家来吃饭，互相敬酒。实际上我不会喝酒，但是为了钱，我就勉强的喝。喝一杯酒人家说好，看在王主席的面子上，赞助两万块钱。尹主席他是老人呀，他的酒要比我贵，他一杯酒要五万块。这样下来，我们喝了几次酒，大概弄了几十万，再加上做一点广告和政府适当的补助一点，第一次吴桥国际杂技节的经费就这样解决了。
组织工作，我们做得很细。我们组了八个部，从组织、卫生、安全、演出、体育馆场所、医疗等问题，我们统统组了部。虽然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过去搞运动会的形式来组织这次会。第一次杂技节就只这样开了，而却开得非常成功。闭幕的时候，工作人员都到齐了，有的高呼，我们成功啦！有的激动地热泪盈眶。李文珊主席也非常高兴。当然，我也很高兴。第一次总算把它弄好了，结果还不错。
问：这个经贸洽谈会是从哪一届开始的？
答：从第二届。当时我们想，杂技节单搞太单薄。所以，从第二届开始，我们就不但是办吴桥国际杂技节，还包括戏曲节和经贸洽谈会。但有分工，戏曲节由文化厅负责，经贸洽谈会由管经贸的一个副省长负责，我专门搞吴桥国际杂技节，把它们联合起来，我们通常叫它们为“两桥一会”，同时进行。就是文化搭个平台，你们可以谈生意，谈完生意可以谈杂技。石家庄的老百姓从来没有遇见过国际吴桥国际杂技节，非常开心。用我的话来说，石家庄市的老百姓是提前过春节。所以说很成功。
问：吴桥杂技节办的很成功，也使吴桥出了名，但是听说在国外不知道吴桥是哪个省的，称您是“吴桥省”的省长？。
答：那是1996年，我率团到欧洲，主要到瑞典、比利时、法国。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经常到我们国家来演出杂技的，我跟他们邀请下一年度的节目。在瑞典，有一个公主杯，世界性的，我到那个地方去看杂技，看有没有优秀的节目，要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演出。我又到法国，见了莫克莱尔，他是世界杂技的权威，是一个明日与未来杂技节的主席。路过比利时图尔奈市，这个地方有个文化中心，也邀请它到我们这里来演杂技。图尔奈市有个名人聚会。所谓名人聚会就是每隔两个月有名的政治家、企业家、专家、演员200多人欢聚一堂，大家在一起吃饭，自己掏钱、进来给一张票，20块钱，然后坐在一起喝酒。酒就一瓶，要自己喝自己再买。
我在会上做了一个演讲，介绍吴桥国际杂技节，我用法国话讲了些外交辞令，因为比利时是法语区，我非常喜欢法国话，我说法国话非常好听，他们也非常高兴。大概那天讲吴桥讲得太多啦，宣传吴桥国际杂技节宣传的很多，他们有的人知道吴桥杂技节，所以，在介绍我的时候，就说今天我们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桥省的省长到我们这来参加会议。我实际上是河北省的副省长，当时已经是政协副主席了，他给我挂了个衔，叫吴桥省的省长，而且在电视上、在报纸上也对我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报纸上登了，看了看，真的叫我“吴桥省的省长”。回国后我跟叶连松讲，我这个河北省的副省长，现在又成了吴桥省的省长。他说：那你掉价啦。
问：这说明什么问题，河北的知名度还是不够高？
答：是的。
问：从80年代初开始，河北改革开放已经过十几年了，为什么在国外的知名度、影响力还是上不去？
答：有它的历史原因。现在来讲，石家庄是全国倒数第二的省会城市，本来是倒数第一。但是人家都知道保定。有一次我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的台湾同乡会请我吃饭，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到过河北，对中国地理、历史也都不清楚，问我的话很滑稽。他们问我：你是石家庄的吗？这个石家庄到底是在北京里边还是在北京外面呀？我说：石家庄是河北的省会，北京在河北省里边，而不是河北在北京里面，这个得弄清楚。所以，石家庄知名度不高，跟我们工业的发展以及它的历史有一定的关系。
问：从这个观念深刻上有一些问题？
吴桥国际杂技节，为什么会办的成功？当中也有很多道理。为什么你能把吴桥杂技节办成这么个样子？因为这是我们河北的经验。
问：这是河北独有的，能造成国际影响的？
答：我们也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我们主要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工作班子，有一个好的积极分子，这三条促使我们办好吴桥国际杂技节。我当了八届组委会常务副主席，没有出过一点纰漏，没有出过一件意外的事情。
93年第四届吴桥国际杂技节的时候拉街游行，当时我们很担心。因为拉街游行就是让演员坐在汽车上面顺着马路表演，当时街头上40万观众，但最后没有出一件事情。我们讲观众第一，杂技总有失误的时候，但是观众从来没有鼓倒掌，都是热烈的鼓掌鼓励，鼓励他重来。
杂技是一个不要语言翻译的艺术。在杂技会堂里，大家表演杂技的时候，不管是宗教信仰不同、国籍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大家都在热烈的鼓掌，大有大厅里边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感。杂技的魅力很大。我觉得我们举办的吴桥国际杂技节，达到了让世界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世界的目的。我们作了一个桥梁，通过这个桥梁让世界各国人民可以来来往往。所以说我们吴桥国际杂技节办了6年以后就成了政府办的了，又6年后变成国家办的，这是对我们河北省杂技节的承认、赞许和表扬，也是对我们老吴桥的一个莫大的安慰。
问：杂技节确实对河北省做了很大贡献，对于提高河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以及整个文化、生活的变化有很大影响。
答：办好吴桥国际杂技节的基本经验应该有三条：一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比如说李文珊同志，他连任了三届吴桥国际杂技节的主席、组委会主席。老头很认真、很执着，把吴桥国际杂技节当成一个品牌来办。他常常跟我讲，咱们不能忘记吴桥国际杂技节的品牌。办了三届以后，有一些外省杂技界的人士就称李文珊是杂技书记，他也很高兴。王祖武副省长，当时他虽然不是组委会的主要执行主席，执行主席是我，但是他也很尽心。89年第二届吴桥国际杂技节遇到很大阻力，那时候先有十几个国家报名参加，后来突然有9个推掉不来了，其他的也都表态，说不准到底来不来？我们就开会研究。王祖武同志就讲，咱们还得办，就是只剩三个国家，我们也要办。
后来，我把情况带到北京文化部，见了高占祥同志，向他谈了我的意思。我说：第二界吴桥国际杂技节一定要办下去，就是没有一个外国团体来参加，我们也得办。这表示我们国家的稳定与改革开放不变，不要以为他们不来我们就不办了。占祥也同意我的意见。第二届吴桥国际杂技节还是办下去了。所以说，吴桥国际杂技节有一个很好的领导班子，大家一心一意、同心协力的要把事情办好。
吴桥省长
“吴桥省长”的来历
河北吴桥国际杂技节的举办是王幼辉为官生涯中精彩而令人难忘的闪光点。无论是在省人大，还是在省政府、还是在省政协任职，他为吴桥国际杂技节付出了艰辛的奋斗和忘我的工作。
1983年底，省人大副主任王幼辉、赵卓云和都本洁3个人，率队去广东考察。在深圳，当地一位官员与他们座谈时说：“你们河北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嘛！在报上见到你们一个庄（指石家庄）生产的环宇彩电都打入了欧洲市场，真了不起啊！”当时，听了这番话，王幼辉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想到一个省会城市的知名度竟如此之低。这次谈话既深深刺痛了他，也让他陷入沉思。还有一次，一位加拿大商人对他说，他本想来石家庄投资，但他的朋友却劝他别冒这个险，说：你为什么要到河北的一个村庄去呢？ ”听到这话后，他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了，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河北省的领导干部，有责任为提高石家庄乃至河北的知名度做点事情。他就想，河北有什么？河北知名的是什么？
有一次，王幼辉在一场晚会上看到省杂技团的精彩演出，期间有人向他介绍了吴桥，一位老朋友告诉他，此人的姐姐就是吴桥的杂技艺人，在印度马戏团工作多年。河北有吴桥，吴桥是杂技之乡，连周恩来总理上世纪50年代都曾欣喜地感慨“吴桥真不愧是杂技之乡”，吴桥这块金字招牌可不可以大用特用呢！以后，王幼辉不断与朋友和同事谈及此事，1985年的一个秋天，高占祥同志委托他与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会长王峰、省文化厅的吴、省旅游局的王元 、陆正等同志在河北宾馆座谈，寻找提高河北知名度的新亮点：有啊！我们有吴桥杂技，我们为什么放着吴桥这块金字招牌不用呢？大家谈论着，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共识：在河北省创办“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1987年1月15日，河北省委决定，利用吴桥“杂技之乡”这一品牌，举办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大力宣传河北。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知名度越来越大，“CHINA吴桥”已成为河北省杂技艺术的代名词，名播海内外。1998年王幼辉率团赴比利时访问，在图而耐市的名人聚会上，王幼辉作了有关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演说，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他们笑称王幼辉是“中国吴桥省的省长”。河北省与石家庄的名气也随着中国吴桥杂技艺术节的影响蜚声海内外。如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与当今最著名的蒙特卡洛和法国“明日与未来”马戏节成为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成为国际杂技界的“东方明珠”。
